国营与私营

　　针对SMRT地铁事故，我在两篇博文《CEO谬论》与《地铁事故的启示》中对公共基础建设私营化提出疑问，也阐述了自己对这课题的观点。

　　7月初，公共交通国营或私营的课题，成为国会辩论的一个议题。议员们一番辩论之后，交通部长吕德耀依然坚持公共交通服务必须私营化的立场（参阅《吕德耀：公交若国营化　政府将津贴更多》）。

　　吕德耀的主要论点是，其他国家和城市都有走向公共交通私营化的趋势，还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私营公司在运作成本方面比国营公司低许多，因此得到结论，那就是如果政府自己提供公共交通服务，那肯定必须付出更高的津贴。

　　正如张仕华的一篇文章《不合逻辑的公交私营化论》（7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中指出，这论点有不合逻辑之处。试想想，如果我们把SMRT国营化，保留原本私营公司的人员资源和运作模式，并达到原先的收入和盈利，那这笔盈利不是可以用来减低津贴数额吗？为什么国营化就肯定必须付出更高的津贴呢？

　　吊诡的是，这些例子虽然说明私营公司在运作成本方面比国营公司低许多，但却需要政府提供津贴以维持良好的服务水平，这是不是表示这些私营公司牺牲了服务水平以达到压低运作成本的目标呢？

　　我们不能倒果为因，这些数据只能说明一个现象，而不能以此数据来证实私营公司的运作成本肯定比国营公司低。我们应该探讨这现象背后的导因，为什么私营公司的运作成本能够低？为什么国营公司就不能？

　　其实不管是国营或私营，一间公司的运作是由人去规划和操作的，关键是管理层和员工的素质和能力。这方面，我们大可借鉴西方管理学的一些优良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比如目标管理（MBO）、关键绩效指标（KPI）等，以期改善公司的效率。

　　但这些还只是在运作的层次，最根本的还是必须回到公司的主要目标，因为后者会左右运作的导向。这正是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国营公司的主要目标可以设定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而私营公司却免不了以赚取盈利为主要目标。

　　我们是否有魄力打破既定的思维枷锁，建设一个提供优质公共交通服务的国营公司呢？

地铁事故的启示

为期6周的地铁事故听证会终于在上星期五（5月25日）结束，紧接着《联合早报》在星期一（5月28日）报道了听证会主要内容的总结《故障导因环环相扣　SMRT与监管者各说各话》，同一天，《联合早报》言论版也刊登了一篇相关文章：张仕华《SMRT企业的行为和文化问题》。

　　在我上一篇博文《CEO谬论》的结尾，我问了几个问题。现在听证会结束了，对于问题的症结是否有了结论呢？

　　从听证会内容总结的报道，我们可以确定地铁故障的技术导因是抓钩脱落。但造成抓钩脱落背后的真正原因，不管是设计问题还是维修问题，SMRT和陆交局却各有说辞，不能达成共识，而且有互相推卸责任之嫌。

　　另一方面，SMRT和陆交局都同意事故发生后的应变与管理有待改进、地铁系统的维修与保养还需加强，还提出许多改善措施。这些讨论都围绕着程序、监管等方面的具体操作，或许这正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目的，但却无法涉及问题的关键，就是我在《CEO谬论》提出关于公共基础建设私营化的问题。

　　我个人是不认同公共基础建设私营化的，一方面公共基础建设是为国民提供最基本的需要，另一方面私营化却是以赚取盈利为主要目标，原则上公与私是存在着矛盾的。

　　也就是因为公与私的矛盾，有了私人企业SMRT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之余，还需要有政府机构陆交局来监管公共交通服务的素质和监控公共交通服务的收费。所以，我会问，难道公共基础建设不能由政府机构去执行吗？

　　或许政府机构给人的印象是刻板、笨重、低效率的，相对而言，私人企业则较有活力、能变通、高效率。但这些既定的印象已经在转变了，政府机构也可以采用私人企业一些优良的管理模式和方式，最关键的是其主要目标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而不是赚取盈利。

CEO谬论

上周在《金融时报》读到一篇文章“Why CEOs shouldn't run the world”，作者介绍了一个新概念“CEO谬论”（CEO fallacy），指“如果你已经治理好一间成功的公司，你就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的信念（the belief that if you have run a successful company, you can run a country）。

　　作者认为这信念之所以是个谬论，最关键的一点是CEO通常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赚钱；然而，身为国家领袖却必须兼顾或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和目标，以建立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家庭温馨安定、社会和谐优雅、国家繁荣昌盛的理想世界，只关注赚钱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我不认为CEO应该只有赚钱一个目标，因为除了对股东负责之外，CEO还应当照顾到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包括员工、用户、供应商、经销商等，甚至还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不可否认的，赚钱是CEO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且他的薪酬一般会与业绩盈利挂钩。

　　这让我联想到SMRT前CEO苏碧华，她出身零售业，在接管SMRT之后，“成功”开展了地铁站周边的零售业务，为SMRT带来了主要业务之外的额外收入，真不愧是赚钱能手。

　　然而，从去年12月以来，地铁频频发生事故，交通部长吕德耀因此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要深入探讨问题的症结。从近日发布的报道看来，似乎是设计上零件取舍有些疑点、地铁轨道维修保养有些疏忽、员工培训有些不足、面对紧急情况时有些不知所措、等等。

　　真正的问题症结还有待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SMRT的主要业务会有如此频繁的事故呢？是不是在追逐赚钱目标之余忽略了维持正常运作的基本要素呢？是不是应该重新检讨公共基础建设私营化的利与弊呢？难道公共基础建设不能由政府机构去执行吗？

新国志

　　昨天发现这个博客：《新国志》。

　　《新国志》介绍文字如是说：“这是一个收集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的博客。”

　　我稍作浏览，发现《新国志》最早的博文是在今年4月4日发表，截至今天已经总共发表了186篇博文，平均每天接近3篇。博文来源相当广泛，包括了报章、杂志、网站、博客等媒体上收集到的文章，方便浏览各方人士的论析，可以作为参考网站。

大选思考集锦

（2011年6月4日更新：增加德星的大选思考博文链接）

　　本届新加坡大选，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课题。茶余饭后朋友间聊天，不乏对大选课题各自表达意见，甚至争论。其中把大选思考付诸于文字的好友，我所知道的有德星和佳丽。

　　今年年初，德星创建了“我思我写”博客，他在4月底开始撰写好几篇大选思考的博文：

• 2011年4月29日《我们要什么样的副驾驶？》
• 2011年5月3日《正副驾驶之二》
• 2011年5月4日《道德权威之一》
• 2011年5月4日《道德权威之二——认错的艺术》
• 2011年5月8日《多元的声音》
• 2011年5月15日《竞选胜败之间，与民主素养的进程》
• 2011年6月4日《知道自己的“谏臣”在哪里吗？》

　　佳丽的“生活小事”博客早在2008年年初就已创建，当时收录了一篇关于2006年大选的文章。之后佳丽陆续刊登博文，直至2008年年中暂停，今年年初再次启动，大选期间也写了几篇大选思考博文：

• 2006年5月13日《大选之后的联想》
• 2008年4月24日《从马士沙拉末事件看我们的政府》
• 2011年5月6日《投票有用吗？》
• 2011年5月6日《我们的执政党是好政府吗？》
• 2011年5月8日《Political awakening?》

（2011年5月27日更新）
良友之间，我最期待的是国伟对本届新加坡大选的思考，终于看到国伟刊登于“联合早报”的文章：

• 2011年5月27日《如何避免掉入民主政治的陷阱？》

（2011年6月22日更新）
“联合早报”刊登了霍师的新加坡大选思考文章：

• 2011年6月21日《提升国民素养，迈向优质民主——新加坡大选启示》

首投族的政治觉醒

　　本届新加坡大选，投票人数多达两百多万，其中首投族占了二十多万。

　　首投族一词，出自台湾，应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而生，指首次参与选举投票的选民。

　　在新加坡，除了首次拥有投票权的年轻人之外，首投族还包括了一批属于长期无竞选选区的中年人。

　　首投族在本届大选是相当积极参与的，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发表意见，对个别政党、候选人、竞选课题等进行辩论。他们热情洋溢，打破了之前给人一种政治冷漠的印象，可说是展现了首投族的政治觉醒。

　　可以看到的，是新媒体给首投族的政治觉醒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平台。

　　早在2009年底到2010年初，我跟踪的博客之一吴大地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札记，记录了他与年轻友人针对新加坡政治模式的辩论内容。大选期间，吴大地又添加了一篇札记：

• 2009年12月20日《札记 - 与友人谈西化》
• 2009年12月27日《札记 - 与友人谈政治》
• 2009年12月31日《札记 - 与友人谈行动党政府》
• 2010年1月1日《札记 - 与友人谈渐进开放》
• 2010年1月5日《札记 - 与友人谈权威》
• 2010年1月11日《札记 - 谁利用了谁？》
• 2010年1月11日《札记 - 政府的权威与稻草人战略》
• 2010年1月12日《札记 - 在0与1之间》
• 2010年1月14日《札记 - 公平的选举》
• 2010年1月18日《札记 - 阴谋论》
• 2011年4月28日《札记 - 和朋友谈一篇批评政府的博文》

　　这些札记或许只是浮光掠影，但多少反映了年轻人对人民行动党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反感，甚至于痛恨。这当中不完全是出自于冷静理性的思考，还多少夹杂了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

　　4月20日，妇女团体AWARE前主席Tan Joo Hymn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她还没投过票），列出人民行动党的不是，在本地论坛和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引起不少争论：

• 2011年4月20日Tan Joo Hymn“A letter to my friends on the General Elections”
• 2011年4月23日Ben Leong“Response to "A letter to my friends on the General Elections"”
• 2011年4月24日Desirée Lim“Response to a Response to Tan Joo Hymm's "A letter to my friends on the General Elections"”
• 2011年4月24日Dominic Cai“Regarding the response to Joo Hymn's letter "A letter to my friends on the General Elections"”

　　在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到人民行动党在新媒体的形象是偏于负面的，甚至有网民表示在发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文章时有所顾虑：

• 2011年5月4日Moh Hong Meng“In defence of the PAP”

　　我原本担心，首投族某些略嫌偏激的想法，会随着新媒体的触角散播开来，把中间选民推向在野党，甚至动摇执政党的支持者，使到新加坡的政治景观出现天翻地覆变化。

　　如今大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党虽然失去阿裕尼集选区，夺不回后港单选区，总体支持率下降至60%，但还是夺回波东巴西集选区，夺得81个国会议席，得以继续组织政府治理国家。

　　这个结果，我觉得还算是相当合理的，也显示了选民是相当成熟和理性的。

　　衷心期望人民行动党能意识到这些年来所累积的民怨，正视本届大选所提出的课题，并积极检讨相关政策和其推行的方式，与工人党在国会中进行建设性讨论，对民主进程作深刻的思考与反省，真正地实现“风雨同舟，共创未来”的愿景！

新加坡梦

　　二月份以来连续几篇博文都是转载的，因为近来比较忙，转载是保持每个月发表至少一篇博文的方法。

　　但这也不是纯粹为了凑数而已。

　　自从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负面消息接踵而来，报章上尽是公司裁员、企业倒闭、金融骗局、经济萧条的新闻，早些时候甚至有国家破产的新闻，牵涉款项动辄数百亿美元。今早《海峡时报》头版就报道许多银行股市值大跌，花旗银行股价跌到只剩一美元左右。

　　在一些朋友聚会的场合中，知道有些朋友被裁员，有些则对公司的前景觉得不乐观，开始做准备。昨天我就接到一个久未联络的朋友的电话，他向我打听我公司可有适合他的职位空缺。

　　在这愁云惨雾的氛围下，我选载的是松懈心情的笑话，或是具有正面启发性的文章，希望带给网友一点阳光气息。

　　其实这场金融海啸还是有其正面意义的。

　　华侨银行在1月份完成了一项“新加坡人的梦想及目标”的调查，结果显示国人所追求的10大梦想，在优先顺序上与2008年相比有所调整：

2008	2009
1、环游世界	1、家庭与子女
2、自我提升	2、成家/开枝散叶
3、赚大钱	3、打造家园
4、打造家园	4、赚大钱
5、身体健康	5、退休
6、家庭与子女	6、环游世界
7、慈善义工	7、拥车
8、拥车	8、身体健康
9、创业做生意	9、创业做生意
10、退休	10、自我提升

　　华侨银行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面对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务实的新加坡人已悄悄自我调整步伐、回归原点，把个人物质享受及野心放下，选择了专心安家、打好人脉及照顾家庭。

　　是的，面对艰难时刻，家人的支持是度过难关的关键。这场金融海啸让人重新检视“生命中不可忽视之重”，所以我说它还是有其正面意义的。

劳动节献词的反思

（按：本文在本博客发表后，隔天投稿去《联合早报》，5月7日文章刊于《联合早报·交流》版）

　　5月1日《联合早报》报道了李显龙总理、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劳动节献词，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

　　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献词都提到国人所面对的是各种收费的上涨，再加上政府放宽外来劳工的政策，中低收入层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压力；而李总理的献词则强调全球化的趋势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与有增无减的压力。

　　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是铁一般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大趋势，但如何去对应这问题呢？

　　工人党提出政府需制定政策提高工人适应反复无常的世界经济的能力，国民团结党则批评工会没有传达工人的求助声音，两个反对党都寄望政府通过机制来对工人伸出援手。

　　李总理指出政府将继续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也鼓励国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和学习新技能。

　　反对党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援助工人来“兴民生”，而执政党除了制造就业机会来“兴民生”之外，还加上推行培训计划来“启民智”。“兴民生、启民智”，正是中国儒家的治国之道。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有一次去卫国，学生冉有问他治国之道，孔子就说出“先富之、后教之”的道理。“富之”就是“兴民生”，“教之”就是“启民智”。

　　接着要问：政府要启发的是人民的什么智慧呢？除了提高生产力与学习新技能以外，是否还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教之”呢？

　　《荀子•大略篇》中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原来“富之”就是让人民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以便长养“真情”，而“教之”则让人民有充实的学习环境以便调理“善性”，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有真情、有善性”、甚至是“至情至性”的高素质人民，以共同建立一个“真情、善性、美德”的高素质社会。

　　人民的素质除了生产力与新技能以外，更根本、更重要的是人民的“真情、善性、美德”，这要通过提高人民的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广义而言，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而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

　　有句名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Give a man a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李总理所提出的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就是在“授人以鱼”，而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生产力及学习新技能就是在“授之以渔”。

　　我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学与思”(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Teach a man how to learn and think, you prepare him for all the challenges in a lifetime.)，那就是推行人文教育普及计划为国人打好“善学善思”的基础。

　　还要再问：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内容？

　　首先不能缺少的基本功是语文理解能力，这让人能够通过阅读、听讲来吸收知识与道理，然后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其次是思考方法，这让人的头脑更加清晰，在理解知识与道理之余，还能进一步分析、推论、反省所学，转化成为自己的心得。

　　基本的理解与思考能力俱全之后，就要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著作，通过前人累积的丰富经验来深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文学经典能开启人的性情与才情，历史经典能提供人鉴往知来的资源，而哲学经典则能开展人的思维深度与广度。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教育普及计划是不会在短期内见到成果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几代人以后，人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到时候从中选出一批有能力、有才干、具备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班子，最后推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总理，又有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