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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24, 2008

从中美文化得到启发

  上个月收到国才一封电邮,电邮中转述了8月28日《联合早报》在“早报中国”版的一则“漏网之语”:

我从中美两个世界取得精华

  在中国文化中,让我受益的是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强调温和,强调人的内在和谐,这是让我受益的。美国方面,好的文化成分包括讲究活力,追求优秀,并且重视新鲜事物。我想这是双方文化的长处,因此可以说我是从两个世界取得了其中的精华,让我受益匪浅。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近日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针对中美文化的异同发表见解。

  诚然,每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的产物,都有产生该文化的历史因素,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灵,去了解各文化的发展过程,兼收并蓄各文化的精华长处,进而转化成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各文化摆在同一个平面,总是要从中分出价值的高低、意义的深浅。分辨价值高低、意义深浅,除了客观的务实理解之外,免不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这就取决于自己的内涵和智慧了。

  有一点要谨记的,就是价值判断和取舍有一定的主观性,会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有所更改的,所谓“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淮南子•原道训》)。因此,我们应当坚信自己当下所认同的价值观,但同时也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去接收新事物,发掘更深层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是一味认定自己的价值观是最佳的、是唯一的,进而轻视或排斥其他文化的价值,那其实也是一种封闭啊!

Thursday, July 26, 2007

人文与科学

(按:本文在本博客发表后,当天就投稿去《联合早报》,8月6日报馆来电要求删减,当晚就删改寄回报馆,题目换成“人文与科学的割裂与融合”,8月8日文章刊于《联合早报·天下事》版)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瑞得讲座(Rede Lecture)上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两种文化的割裂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相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彼此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可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君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Guardian)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得以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的发展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 1941-)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1],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当代知名的科学家兼科学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书。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为了普及第三种文化的流传,布洛克曼还建立了一个“前沿基金会”(Edge Foundation),网罗许多科学知识分子在其网站(http://www.edge.org/)发表文章,讨论各种相关课题。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 1952-)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2]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如电脑、手机、PDA、MP3、DVD、游戏机、传真机、打印机等)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当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新时代的无知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也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君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陈冰君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1. 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
2. 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
3. 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的巨轮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贩卖才能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自己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不必妄想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有科学吗?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注重人文,而没有科学,根本谈不上科学和人文的融合。

  其实在两汉时期,中国的农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四大学科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到了宋朝,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更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生物化学家兼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七大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就相当全面地介绍中国的科学技术,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

  一直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发现新工具——科学实验和归纳法,再经过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21世纪的资讯革命,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中国在17世纪中叶改朝换代,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清廷在对外关系上长期闭关自守,对内则屡兴文字狱,科学发展也停滞不前。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西方的科学成就迅速地超越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才惊觉英国海军的船坚炮利,之后中国陆续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中俄战争等挫败,倍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屈辱,被迫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清末民初之际,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长期积弱之下的中国读书人,有感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纷纷提出科学救国方案,希冀能重振雄风,一雪前耻。

  此后国共逐鹿中原,终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直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得以恢复。2003年,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成为继俄罗斯与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两年后成功发射“神舟六号”,再次肯定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实力。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是因为看到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点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那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知识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是从本质上看到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庄子眼光的深远,中国文化的智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人文普及教育的内涵

  廿一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人的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人的性情与志气,让人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性情是人的真情、善性,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所以,人格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语言学:建立语言理解的能力,奠定阅读经典的基础。
2. 思维学:学习正确思考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3. 性情学:开启真情善性与美德,充实生命成长的动力。
4. 领袖学:长养涵盖乾坤的志气,拓展恢宏壮阔的视野。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所以,文化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文学:欣赏引人共鸣的作品,开启才情深情与性情。
2. 史学:熟悉历史人物与事件,提供鉴往知来的资源。
3. 哲学:探讨中西哲学的问题,扩展思维深度与广度。
4. 科学:学习演绎归纳与实验,理解事物原理与规律。
5. 神学:培养神圣的宗教情怀,确立人生的终极价值。

[1] 参阅布洛克曼,《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前沿基金会网页http://www.edge.org/documents/ThirdCulture/a-TC.Cover.html
[2] 参阅凯利,《第三种文化》,科学周刊网页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279/5353/992

Saturday, May 26, 2007

内心有主 生命有向

(按:法住银禧纪念文原稿,经过编辑修改后,刊于《法住银禧》)

  法住成立25年,而我跟着霍师(按:即霍韬晦教授)学习也有10年了。 

  我虽不才,但自觉在霍师的教导下获益匪浅,切身感受到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性情,开始略懂层次思维,视野不知不觉地开阔了,对平生所学开始生起融通之感,最重要是我的内心有主,生命有向。  

内心有主 

  我的内心有主可从两个范畴而言:一是宗教范畴,一是哲学范畴。 

  从宗教范畴而言,我内心的主是耶稣基督。 

  其实我原本对基督教是非常排斥的。由于我理性能力比较强,求学时期擅长数理学科,爱屋及乌,我因此喜欢阅读数学家、科学家的传记,对他们即佩服又尊敬,把他们当成英雄人物。当我读到中古时期一些科学家为维护科学真理而受到教会的迫害时,总是义愤填膺,恨不得时光倒流,让我回去把心目中的英雄救出来,当时我对基督教产生很大的反感。 

  接着我在社会上工作和出国留学,结识多一些朋友、同事、同学,其中不乏基督徒,对他们的反感才渐渐消减。特别是在我出国留学时,常常和一班新加坡同学到其中一对夫妇的宿舍里共进晚餐,听他们分享圣经的体会,让我这身处异乡的游子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对他们和蔼可亲的人品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认识了信基督教的妻子,也跟着去教会听牧师传道,但也只停留于听,而未能进入心里。 

  直到我在喜耀跟着霍师学习,我的心打开了,我的性情开发了。我曾经听到霍师在课堂上讲耶稣之死,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前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似乎有一丝承受不了折磨的意味,但我却因其不完美而更敬重耶稣,毕竟他完成了为世人赎罪的使命。后来我观看了梅尔·吉布森执导的电影《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从画面上看到耶稣受审到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所承受的那种难以想象的折磨,我更是热泪盈眶,心中异常感动。 

  去年我和妻子经朋友介绍去“新造教会”,我的心境有所不同,我更能够体会牧师的传道,特别是他通过《圣经·旧约》的希伯来原文和《圣经·新约》的希腊原文来解读经文,更是契合霍师所说的“如实观方法论”中的“如语言之实”。我在享用圣餐(即以饼代表圣体、以酒代表宝血的重要礼仪)时,都常常深受感动,因为这礼仪提醒我耶稣为救赎世人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抵消人类始祖亚当所犯的错误。 

  从哲学范畴而言,我内心的主是上帝。 

  我跟着霍师主要是学习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根本在于人内心深处的“仁”(霍师称之为“真实性情”)。在《论语》中“仁”出现超过100处,而且孔子对不同学生问“仁”时所给的答案不尽相同,这可说是“仁”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所以不能单从文字的描述去分析与理解“仁”,而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去感受与体会“仁”(霍师称之为“体会方法论”),我本身对“仁”就有切身感受与体会。 

  除了探讨“什么是仁?”(属“本体论”范畴)之外,我还问“为何有仁?”(属“宇宙论”范畴)。孔子本身是不谈这问题的,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所以我尝试从其他思想学说中找启示。 

  我对佛家思想认识甚浅,只知道佛家的理论基石是“缘起”,即指一切事物和现象皆由“因缘”合散而生灭(“因”即事物产生的原因,“缘”即事物产生的条件),然而此“因缘生灭”如何生出众人皆有的“真实性情”(佛家语“如来藏”、 “清净心”、“真如”、“佛性”),却是“不可说,不可说”。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老子》第25章),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人是万物之一,所以人是“道”所生的,而“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也就是说,人的“真实性情”是效法“自然”而生成的,所以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 

  基督教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章),这个解释即简单又直接,人有“真实性情”就因为上帝有“真实性情”。上帝有义,所以当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主命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上帝就必须惩罚他,从此人类得受生、老、病、死之苦(《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章);同时上帝有爱,所以上帝为人悖逆的恶果安排了拯救计划,“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 

  当然还可以再问:上帝又是如何生成的?要知道上帝是超越的人格神,是哲学所谓的“第一因”,我们是无法继续追问下去了。要见证上帝与耶稣,还要回到“体会方法论”,从自己的生命中去感受、去体会。  

生命有向 

  说了内心有主之后,接着说我的生命有向。 

  春秋鲁国大夫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就是所谓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是建立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格,立功是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立言则是留下一些启迪人心的学问,这三不朽为我们设定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很有启发性。 

  从本质而言,立德是根本,为我们定下一个高远的志向,所谓“志于道”(《论语·述而》)。只有建立于立德的基础上,我们成就的事业与留下的学问,才有其道德意义、精神意义,立功、立言才可称不朽。 

  从次序而言,立德是基础,所以需要先立志做什么人,才知道想做什么事、想留下什么学问,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学习、思考、实践、反省的内容,然后去实现立功、立言。 

  从自由而言,立德是绝对自由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自作主宰,做一个有品德与修养的人,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立功是有客观局限的,除了自己本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因素配合才能有成就。而立言是即有自由、又有局限,我们在学习、思考、实践、反省而后把心得融入言语中,这是可以自作主宰的,但要留下文字以传后世就有赖于客观条件的配合了。 

  从关系而言,立德是品德与修养的建立,纯属个人的空间,所谓“独善其身”,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谓“慎独”。而立功、立言则牵涉到我与他人的关系,希望所成就的事业与留下的学问能惠及他人,所谓“兼善天下”。 

  从工夫而言,立德是《大学》八条目的前五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立功是后三条: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立言则是从这八条目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心得。 

  从孔子的生平可以看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个阶段:孔子初期是孜孜不倦的学习与实践,这是立德的阶段;后来孔子周游列国14年,到处寻找明君给他机会实现治国的理想,这是立功的阶段;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六经,这是立言的阶段。虽然孔子在立功方面可说是失败者,但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给后世留下一个永垂不朽的模范,成为万众景仰的“至圣先师”。 

  我有自知之明,不敢痴心妄想能够做到三不朽,但也不想浑浑噩噩过一生,所以我还是希望能“立点小德”、“立下薄功”、“立些微言”。 

  在喜耀10年的学习中,我反省到自己对一些不合理的事件,总会有义愤填膺的感受,而当肇事者受到应得的惩罚时,又会生起大快人心的感受。我找到了“唯一之自己”(唐君毅语,《人生之体验》),那就是一个“义”字,这是我想立的“小德”(非此德小,乃是我能达者小)。  

  “治国”、“平天下”非我能及,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会在“齐家”这方面下工夫,与妻子互敬互爱,细心培养孩子成人成才,寄望他们将来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是我想立的“薄功”(非此功薄,乃是我能达者薄)。 

  当今时代是一个“内外隔绝、上下不通”(霍师语,《新时代·新动向》)的时代,它需要一些呼声来唤醒追名逐利的迷途羔羊,我愿意通过文笔来传达人文普及的讯息,这是我想立的“微言”(非此言微,乃是我能达者微)。  

法住事业  

  25年的努力,法住事业已经发展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霍师的推动下,《唐君毅著作选》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实现了唐先生的遗愿。 

  日前于丹教授在大陆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这正是一个大好契机把法住的文化教育事业向大陆进一步推进。“于丹热”会在大陆掀起,正显示出大陆人民与传统文化脱节多年,已经形成一个价值虚无的社会,当大家重新发现国学的价值与魅力时,大势所趋,就如江河决堤,沛然莫之能御。 

  除了国学本身的价值与魅力外,“于丹热”的掀起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其实于丹教授的专长是传播学的,她上《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就是应用了传播学的“3I”原则:首先是Information,代表信息量充足;第二是Interesting,代表趣味点活跃;第三点是Impact,即要有足够的影响力。[1]这些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应用的。 

  法住的宗旨就是保守、继承、传扬、开展一切对人类有价值的文化。25年来努力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要把这理想事业推上另一个高峰,还要继续在管理与开发上精益求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此我祝愿法住事业蒸蒸日上,在历史上树立一个“三不朽”的典范! 

 [1] 参阅于丹,〈让传统文化滋养我们的思想成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网页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14368

Monday, April 30, 2007

老师与真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显示出西方哲学的特性,即一种追求真理、坚守真理的精神。而中国哲学则重视尊师,较少直接批评老师失误之处,显示出一种饮水思源的感恩精神。

  其实两者是在不同层次而言,并无冲突。西方哲学的坚守真理是在知识的层次说,而中国哲学的尊师则是在性情的层次说。两种精神可融合为一体,一方面在认知的过程中不断精益求精,以至求得真理,另一方面知道自己能如此追求真理,皆因老师的启迪而打下的坚实基础。

  英国科学家牛顿有句名言:“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是此义。

  借用亚里士多德名言,再加以发挥:“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故吾更爱启迪吾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