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国伟《焦点不应放在母语比重该不该调整》

（9月2日更新：国伟已经创建自己的博客，这篇文章也刊登在他的博客上）
（按：5月11日淑仪传来国伟一篇有关母语议题的思考文章《焦点不应放在母语比重该不该调整》，据悉已于5月10日寄给《联合早报》，但至今未见刊登。今征得国伟同意，特此转载，与网友分享佳作）

焦点不应放在母语比重该不该调整
颜国伟

　　自教育部部长黄永宏医生通过早报表示教育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的比重以来，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回响，观点壁垒分明，各举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来说服别人。但是，我们还需要弄清楚最基本的第一个问题：教育部的想法，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根据早报所报道的部长讲话，教育部之所以萌起检讨的想法，源于需要衡量受母语比重太大的影响之下，那些在其他科目成绩都很优异，但母语成绩不好的学生，因此而妨碍了他们接下来的教育，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否妥当？

　　教育部高级政务次长马善高也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他说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如果减少，获益最大的相信是会考成绩介于快捷班和普通学术班之间的学生。这有助于分配学生到更适合他们的中学课程。

　　从两位部长的谈话来看，调整母语成绩的比重是手段，目的在于减少因为分流误差而造成未来人才的损失。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通过量化的考试来衡量人的素质，并依此把人分成不同源流，进入不同等级的学校，如何保证绝对不会错误？几年前教育部废除推行了廿五年，不得人心的小学分流制度，行动上已承认，通过考试来衡量人，特别是心智仍未成熟的小学生，所带来的弊是远远多于利的。

　　一项历时廿五年的实验所得到的经验总结，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们加深对问题的思考，仍然认为通过调整母语成绩的比重，就能解决分流的误差？经实践后证明无法解决分流误差的考试，仍被请回来作为提升分流的准确性的手段，这难道不是狗咬狗尾巴，在兜圈子吗？

为何把焦点放在母语上？

　　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造成举国上下都把焦点放在母语成绩的比重上？

　　从人的习性来看，如果我们遭遇到挫折，本能反应都会把责任推向外界的。那些缺乏学习母语环境的人，因为考试吃了现实的亏而把矛头指向母语政策，是顺着习性反应来思考的。

　　统计数据反映，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小一学生已占六成。 随着异族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人口结构也越来越国际化，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急速增加中，作为一个具前瞻性的政府，不能忽视这股强大力量的涌现。

　　在《引爆趋势》一书中（“The Tipping Point”，Malcolm Gladwell），作者指出，一种新意念之所以能够风行，需要具备三大条件：

　　一、有少数超有影响力及说服力的超级传播者存在；

　　二、这种新意念重复地向着同一群人传递，直至对方转换成接受的一方；

　　三、广大的社会氛围已经能够接受。

　　去年底李资政表示过去30 年的双语政策是建立在一大错误的假设上——没有一个孩童可以真正的掌握双语，而且过去的华文课程难度过高，直到最近才有所调整。

　　李资政显然符合Gladwell所形容的超级传播者。

　　自推行双语政策以来，不断地有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向政府呼吁松绑。现在教育部公开表态需要检讨母语成绩的比重，显示把关者已开始动摇，而民间对此课题的热烈回响，最后如果被解读成社会氛围已经能够接受，则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化结构，将从此产生巨大转向。

　　然而，新加坡过去成功的关键，在于有道德的勇气，立足于长远的价值与理想来制定政策，即使现实上要付代价，也在所不惜。

改革该遵照什么原则？

　　影响深远的教育政策，规划应该建构在正面的主张上，不是建构在反对某些做法上，这样会比较稳当可靠。恰恰相反的是，促成这次的检讨，是站在反对母语成绩比重过大，结果将影响某部分学子前途的思考上。

　　教育的产物是人，首先需要肯定人的开放性，能够给人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造的自由的教育制度，才称得上是优质的教育。

　　尚处小学阶段的孩童，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理性上我们无法排除，有些可能因为母语松绑而在将来的日子里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样的也会有一些因严格的门槛要跨过而激发更佳的潜能，因此过失不在母语，母语不该成为待罪羔羊。

　　根据考试成绩把人分成等级，之前我们制造了小学分流制，现在的检讨，无论最后是降低还是维持不变，价值观念上始终离不开特定化、功能化看待人。好像生产线一样，人的培养就像产品生产一样，经过质量检测后分成不同的级别。值得我们检讨的是，制造物品可以如此做，人的培养也可以采用相同的观念吗？

　　从存在的角度看人，人一出世，属于一指定的父母，属于一特定的族群，进而属于一国家的公民，前两者属于血缘性，后者属于法律性。这个先后次序具有绝对性，个人没有选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语言因此摆脱不了其情感意义，族群文化意义。但目前坊间的议论，却仅在功能性的层次上思考，尤其是只局限于语言的沟通交际功能及经济功能，能不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吗？

　　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经历几代繁衍之后，我们的语言，族群与文化认同都必须面对可能产生断裂的考验。当一个华族家庭开始改用英语作为家庭语言时，情感语言（与父母亲沟通的语言）与族群身份认同便断裂开来，而每种语言都负载着其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语言与族群身份的断裂，必然带来文化传统断裂的危机。

　　华社与马来社群忧虑的，症结就在于此。

　　上世纪90 年代曾出现过主张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集体“选择性”地遗忘自己的过去，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乌托邦式想法是行不通的。以功能性的立场来看待各民族的语言，何尝不是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一种技巧上的回避，但回避之后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政府及人民都应该超越功能性的观点来重新为各民族的语言正位。除了政府，我们的公民社会能否更积极地去营造，促成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价值观念，就是“学好母语，天经地义”？这次热烈的讨论之后，能否转化出这个机会？

　　至于教育官员，更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是，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有了共同的愿景，才能在价值理想的高度下消融大家对具体事物在处理上可能出现的分歧。

　　基于我们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语言的移民社会，历史给于我们的使命是去实现一个多元开放，又有凝聚力的社会。在这一前提之下，通过教育来塑造人的自信与开放性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懂得尊重自己历史源头的绝对性的人，自觉地回归自己所属的族群文化与语言，同时又能欣赏、使用别人的族群文化与语言，其自信才有坚如磐石般的牢固；而有自信的人，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开放。

　　美国才离世不久的国际巨星麦克杰逊就是个例子。由于对自己外型及肤色的不认同，影响他的自信，容易受外界看法影响的他，最后落得不幸壮年已逝。他的事业再成功，名气再大，依然填补不了内心欠缺的自信。

　　至于属于操作层面的制度制定，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家长对于自己子女的理想教育模式，要求得到更大的尊重，这是必然的演变。因此，教育部应该深刻反思的是，宏观规范与控制的管治模式与时代发展是否脱节？政策如何才能创造一种“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教育空间？

　　此外，除了顺着“母语难学＂来检讨如何改进母语内容与教学法，让学习更加生动有趣之外，为什么不进一步探讨我们的学生是不是普遍存在着缺乏强大的学习热忱与动力？我过去和学生，家长的接触常常印证这点。这种现象在富裕的社会及家庭普遍存在。对任何人而言，为分数而学的滋味都是苦不堪言的。为了考试才非自发性的学习，动力是很薄弱而且不能持久的，这不但反映在母语的学习上，也反映在其他学科上。

千万别有了定论才来举证

　　Gladwell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有效地概括了新意念产生摧枯拉朽之效的条件。但我们如果全盘奉行这个观点，将无法保证改变长远上孰祸孰福。

　　如果政府内部已经有了定论，才来举证配合，不但无法解决真实的问题，长远的影响还会动摇社会的语言文化结构，代价不可谓不严重；而民间各方如果只懂得通过请愿来展示力量，即使获得胜利，也只能是暂时性的。此消彼长，类似的议题谁能保证以后不再出现，届时谁能胜出，则无人知晓。

　　一切唯有回到尊重生命的开放性，确立我们希望下一代成为怎么样的人，来建立思考的前提。至于制度层面的改革，则沿着宏观调控的治理模式该如何突破，以及如何强化学子们对学习的热忱与内在动力来切入。大原则抓紧了和切入点正确了才纲举目张，才能保证改革是朝着更美好的将来前进。

做孩子的心理医生

　　前天万兴在facebook里转载了一篇文章，没有注明作者，于是我上网搜索，找到原作者是曾任专职心理医师的台湾作家游乾桂：

做孩子的心理醫生（值得做父母的一看）
作者：游乾桂

我在臨床工作十六年，前幾年的對象是精神病人，照應精神病人對於我在做親職教育有很深的影響，因為精神病人其實是在囚籠裡頭不會回來的黑暗份子。原先我跟很多人一樣，一直認為一個人會住到精神病院一定是腦袋秀斗，前半段的假設是對的，但是有一部份的假設是錯的，我們以為他笨，事實上我在醫院裡頭看到很多孩子其實很聰明。

我在醫院曾經看到一個從台大醫科畢業的孩子，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跟他接觸，他只要看到穿白袍的人走近，就會狠狠的瞪著對方，有時甚至會無預警的搥對方，所以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很怕他。我大概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可以跟他坐下來慢慢談，大概半年後他才能意識到我對他的關心。我常常利用下班時間去陪他下五子棋，也就是從這兒開始，讓我覺得很難過。我常在想：「一個這麼聰明的孩子，為什麼現在只能跟我坐在這兒下五子棋？」於是，我開始追尋他生命的歷程。

我從他身上發現兩個秘密：第一個令我驚訝的是──他從小學到高中從來沒有考過第二名。這讓我想到了金庸筆下的一個人──東方不敗，這時我才領悟到原來東方不敗指的就是一敗塗地。有人是東方不敗，但是只要一敗就會塗地，所以由中抽離出一個很重要的物質就叫做成功。有人十幾歲就成功，有人中年成功，也有人老年才成功，但是太早成功所代表的就是壓力重重。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裡頭並不是靠第一名長大的，他要的是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及學習歷程比學習結果重要，但是我們現在往往只在乎結果，不重視歷程，這樣一來，對孩子而言就是壓力。我們期望孩子成績好，永遠名列前茅，而孩子就會想辦法保持第一，壓力因此而來。在心理學來講這就是「高期望」，但是「高期望」＝「高壓力」。沒有一個人能夠永遠得第一，有一個專家勞瑞爾曾說：「我是物理學專家，所謂的『專家』就是在我的領域裡我會，其它的領域我就叫白痴。」但是現在我們要求我們的孩子全會，全會也就代表了全不會。所以一個人要演活自己，何謂演活自己？就是一個人演一個自己才能全心全意的演好自己，如果一個人分兩顆心，就叫做半心半意，一個人要學三樣好，就叫三心兩意，一個人要多才多藝、四項全能就叫做分明找死。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會，如果什麼都會就不叫「專家」。從這個孩子身上我又想到金庸筆下的另外一個人，叫做獨孤求敗，獨孤倒過來就叫做孤獨，獨孤求敗好孤獨，這意謂著人在高處不勝寒。我們看到我們的孩子成績很好，考試第一名，但是我們忘記了孩子他好孤獨、好寒冷，也忘了他有壓力。所以我們一直以為孩子成績好應該很有自信，但是由研究中我們發現：成績好的孩子大多沒有自信，成績差的孩子大多數很自卑。

以前有部連續劇叫保鑣，裡面有個人物我非常喜歡，叫做賈糊塗，我喜歡他那種難得塗糊的個性，所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最後都是賈糊塗解決。我們在老子裡頭有看到一句話：大智若愚。有的時候有些人看起來笨笨的，學習笨笨的，走的笨笨的，其實是最聰明的。有很多人都是這樣子，例如非洲之父史懷哲，他是一個醫生，他的成長過程並不順遂，他大學沒考上，後來因為他手風琴拉得很好，所以進了大學唸歷史系，他大學畢業後，三十歲才開始念醫科，卅八歲醫科畢業，人生過半的史懷哲畢業之後到了非洲創造了一個不朽的基業，成為非洲之父─慈悲的代言人。另外一位，印度的勝雄叫甘地，甘地是印度的國父，但是他在四十歲之前是紈跨子弟，他一直以為自己是英國人，穿著很英國、打扮很英國，直到有人告訴他，他是印度人，四十歲他的夢才幻滅。他四十歲的時候帶領著印度做和平的革命，創造了不朽的勝雄甘地。

還有一位我們更熟悉的人叫做劉其偉，他今年九十二歲過逝，卅八歲才學畫，畫了廿八年，在六十六歲時才成名，活了九十二歲，但是他畫出了畫壇奇葩。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有一位是日本人叫小才昌俊，他研究微粒子。他念書時的成績是慘得不能看，但他在得獎時說過一句話：「成績單不是人生的保證，我就是例子。」

我花很多時間在做研究、做實驗，所以我不可能背很多東西，「背」跟「思考」、「想像」、「創意」是有差別的，我們現在的教育就是背得多分數就高，但是你可有想過，有位禪師講過一句話：「這一分鐘你找到美好，這一分鐘你就不會找到不美好」。而我的理解是：「這一分鐘你拿書來背，這一分鐘你就不會思考、不會想像、不會創意。」因為它同時進行，但是未來的世界是送給會想的人，不是送給會背的人。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叫費曼，他曾說過他爸爸送給他三個能力：會思考、會想像、有創意。從他爸爸的教育中他才知道，一個問題可以有很多個答案。

宇宙是無限大，而地球在宇宙中並不是唯一，我們的孩子也許可以贏得全台灣、全亞洲，甚至全世界，但是他在宇宙中還是渺小的。很多事情以前是對的，現在卻是錯的。例如：飛機在以前不會飛是對的，現在卻是錯的。所以，我們的腦袋如果只是死記，我想孩子未來有的只是壓力，未來學歷並不難拿到，而未來徵才要的是會工作的孩子，不是會讀書的孩子。因此，我們要培養的是孩子的能力。未來有些東西是很重要的，例如：志氣要高、勇氣要足、骨氣要硬，我想這是一個孩子應該要具備的。而這些是我在這個台大醫科的孩子身上所發現的。

另外一個秘密，就是他告訴我：「如果我學音樂，我現在會是一個快樂的音樂家。」

換言之：如果他學音樂，他就不會住在精神病院，如果他沒有住在精神病院，他就會有人生。

還有另外一個個案，原本應是孩子住進來，最後卻是媽媽住進來。這個孩子他的求學過程很辛苦也很順利，因為他媽媽對他的期望很高，而他也很順遂的考上托福出國留學，在他畢業拿到學位的當天，寫了封信寄回台灣給媽媽，之後便跳河自殺死亡。信中有句話非常刺痛人心，他說：「媽媽，妳的夢，我幫妳圓了，請妳放我一馬。」媽媽看完信之後受不了，住進了精神病院。

我們千萬不要忘了，每個孩子都有適合他的位置，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心理學家早已提出多元智慧的理論，意思是說，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舞台，都有一套不同的智慧結構，有些人長於音樂，有些人長於科學，有些人長於運動，會音樂的人學不成科學；會科學的孩子藝術並非頂尖；我們不要老想把孩子當做科學家來養，重要的是找出孩子擅長與眾不同的智慧。我們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行行有狀元，而且未來一定是每一行每一業都有狀元。當然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孩子必定是跌跌撞撞，所以，我們要教孩子：這一條路走不通可以走另一條路，不要因一時的跌倒而失志，人生是可以轉個彎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是可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你是否記得當你的孩子小時候哭鬧時，你敏銳的聽聲音便能知道他是尿床還是肚子餓。我發現在孩子六歲以前，每一個爸爸媽媽都像心理醫生，為什麼孩子長大以後，你就不像了呢？你以為孩子長大了嗎？還是你敏銳的特質不見了？還是有些東西去阻礙了你敏銳的特質？或者是你不夠用心呢？其實這些因素都包括，但是我認為不夠用心是最重要的。心理學家皮亞傑曾說：「請你記住，孩子的名字永遠叫『小孩』。」縱使是資優，他還是小孩。專制成性的中國父母最不會利用同理心了解孩子心裡想什麼，我們以為孩子自己生的，應該了解的；其實不然，孩子在每個年紀都有一些不一樣的成長使命，三歲的孩子與十一歲的孩子絕對不一樣，孩子需要我們做父母的用心去了解。何謂了解？就是三歲時就把他當做三歲的孩子來看，五歲時就當做五歲來看，十歲時就當做十歲的孩子來看，這才是了解。

一個孩子的學習需要動機，動機是成就的原動力。例如：閱讀是一種動機，假若閱讀不是一種動機的時候，閱讀就是一種考試，如果閱讀是一種考試，那麼閱讀不會持久，也就不會有成就。因為人生是一輩子的事，閱讀也是一輩子的事，假如你唸完書就不再閱讀，那麼你就會變成草包。

而做學問不是死記東西，是要知道它在哪裡。

所以爸爸媽媽們對面孩子的詢問時，可以常常用「我不知道，我們一起來查書」來回答。「我不知道」表示人有進步的空間，如果全知道，就是全不知道，假若一個五歲的孩子全都知道，那就完了，表示他已經滿了。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孩子在這個年紀不夠飽滿、不夠豐富，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也正因為他不夠，表示他正等待吸收很多東西。所以滿分哲學到底是對或錯？一個每一次都考滿分的孩子，對他而言已經足夠了，因為他沒有再進步的空間，也不能夠退步，那麼下一次的考試該怎麼辦呢？這時他的壓力就來嘍！所以我們應該要讓孩子有進步的空間，即使退步了，我們也要給孩子鼓勵使他有唸書的動力。孩子專心的時間會因興趣而有變化，例如對數學有興趣的孩子，他的專心時間就會加長。若孩子常常忘東忘西並不表示他不夠聰明，因為在十歲以前的孩子腦袋裡頭只能專心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們可以想別的方法加強孩子對事情的專注，使他不容易忘記。例如：下雨天時，我們可以將雨傘掛在電梯門口，提醒孩子不要忘記帶雨傘。

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如果一種方法行不通，我們可以用二種、三種，甚至更多種，盡量少責備、多了解。在做教育之前，我們要學會一件事：會愛自己的人才會愛別人。人生有四個要件，而這四個要件是做教育的準備：健康、快樂、時間、美好生活，若再加上一點金錢，就叫做富有的人。如果一個人只是努力工作、努力賺錢，然後逼著孩子好好讀書未來努力工作、賺錢，那麼這就叫做有錢人。人生裡頭有二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是努力得到我們想要的；二是享受我們得到的更為重要。

我們常常盲目的生活、工作、賺錢，而賺錢的目的不就是要讓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嗎？但是大多數的人卻不知道要享受我們得到的。我認為人生過四十之後一定要有兩個圓在交集，一個圓是「精神」、另一個圓是「物質」。四十歲之前我們可能為了過更好的生活而每天工作、賺錢，假設人的一生能活八十歲，四十歲已是過半了，所以四十歲之後，我們不能永遠只想到工作而忽略了生活中的美好。要擁有美好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健康，身體健康是心理健康之母，心理健康是家庭健康之母。沒有健康，教育便是虛假，所以有健康的身體才會有好心情，有好心情就不會對孩子亂發脾氣，也就能夠有耐心聽聽孩子說的話，相對的親子關係就會更融洽，家庭氣氛會更和諧。

另一個重要的要件便是快樂。現代的孩子普遍都不快樂，因為功課太多、壓力太大，所以如果孩子有機會開懷暢笑時，我們不要去嚇阻他，要尊重孩子的快樂。研究指出：快樂的人比不快樂的人學習效率多了1.76倍，假若我們的孩子是快樂的，那麼他的學習≠壓力、學習≠高期望。我們甚至可以花點心思製造快樂，例如：每天找個時間全家坐在一起說說笑話。當孩子說笑話給我們聽時，即便不好笑，我們也要笑得很開心，孩子會說得更多，並且從中得到自信與快樂。

童年，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有些人甚至沒有美好的童年回憶，但我們別忘了，現在正是孩子的童年，我們有機會再過一次童年，陪著孩子一同成長、一同過童年。所以，我們要學習拒絕忙碌，錢是永遠賺不完的，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而孩子的童年卻只有一個，撥出一些時間陪陪孩子、了解孩子，親子關係才會建立，互動會更好。

克明小学

　　克明小学是我两个儿子所就读的学校，靖邦今年读三年级，靖恒一年级。

　　6月28日，第三学期的第一个星期六，是克明小学的开放日兼家庭日，节目有各种文娱表演、游戏摊位等，让公众对学校多一点认识，用意当然是在招生，同时也让家长与学生欢聚一堂，对孩子在学校的活动多一点了解。

　　克明小学相当重视让学生接触各种体育与艺术项目，比如游泳、羽球、武术、跳绳、舞蹈、小提琴、吉他、电子琴、华乐等。开放日的其中一项表演是分别由二年级与三年级的学生们拉小提琴与弹吉他，靖邦是其中一位弹吉他的学生，我们全家人当然去捧场。

靖邦坐在第二排椅子中间

　　在学校的柱子上，我看到一幅对联：

　　克勤向学通今古
　　明理致知辨是非

　　这是一幅嵌头联，对联句子头一个字组成的就是克明小学的校名。上联勉励学生勤于学习各门知识以通今古，说的是知识教育、学习精神；下联勉励学生明白道理以辨是非，说的是道德教育、思辨精神；知与德、学与思，正是学校培育学生所应关注的两方面。

Life Study Blog缘起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创建Life Study Blog？

　　今年四月中，我的准研究生专题研习小组正在尝试理解“存在主义”，当时我在读傅佩荣教授《哲学与人生》一书的第六章“存在主义”和第七章“荒谬之超越”，读到几位存在主义大师的思想，包括齐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马塞尔（Gabriel Honore Marcel）、萨特（Jean-Paul Sartre）、加缪（Albert Camus）等人。他们的思想虽然各有不同，却是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探讨人的“存在”意义。

　　存在主义大师的生命探讨给了我启发，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和方向。

　　我在喜耀的十年学习与成长中，深深感受到现代人的“内外隔绝”和“上下不通”（霍韬晦教授《新时代·新动向》）。内外隔绝所描述的是现代人的孤独和封闭的精神状态，人与人之间渐渐难以顺畅地通达彼此的内心世界，亲密如夫妻或父母子女之间也产生隔膜，破碎的家庭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了。上下不通则是描述现代人价值虚无的精神状态，人渐渐丧失理想的追求，视野变得短浅，对眼前一切事物只懂得以现实利益来评估价值，对未来毫无期望，耽于眼下及时享乐，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米明日愁”。

　　在这内外隔绝和上下不通的时代里，现代人的精神压力大，影响了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要冲破这封闭和虚无的精神牢笼，还需要唤醒现代人重新拾起对他人的关怀，对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人文普及教育的使命，是建立一个真情、善性、美德的高素质社会的起点。

　　然而当今时代的正统教育体制中，已经越来越偏重于知识的传达，忽略了人文关怀的培育。要普及人文教育，还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

　　今年三月底，于丹教授来到新加坡在传媒中心礼堂开讲一场名为“《于丹〈论语〉心得》的激荡与感悟”的讲座，结果听讲者超过1200名，整个礼堂爆满，需要临时增设电视大屏幕让听讲者观看直播。于丹教授的演讲幽默生动，善于用一些生活小故事来阐述道理，让听讲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过后有许多人在报章上反映，没想到《论语》这本儒家经典包涵这么丰富和珍贵的人生智慧，他们因此掀起了一股学习的热诚，希望多读一些其他的中国古典经典。

　　虽然于丹教授对《论语》的诠释精确度有待商榷，但是她已经在人心中播下了一颗人文种子，这颗种子如果得以萌芽和结实，是有助于现代人的觉醒的。

　　“于丹热”的掀起让我看到一个正统教育体制之外的人文普及教育的渠道，那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章、书籍、讲座、影视、影碟、音碟、互联网等。

　　经过一番反思，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和方向，就是为人文教育的普及尽点绵力。我落实理想之路，一方面是自强不息，学思并进，知行合一，坚持提升自己的知识学养和智慧修养；另一方面是努力笔耕，记录自己学与思的心路历程，与同道分享心得。

　　于是，我在四月底创建了Life Study Blog，以博客的形式作为我发表“终身学习生命学问”心得的平台。之后，我也选择一些合适的文章投稿，所幸得到报馆编辑的厚爱，得以发表在报章上。

　　人文教育普及的道路，我只是刚刚踏出第一步。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结集出书，如果能够给予读者一丁点的启发，那我就心感欣慰了。

性情教育的见证（2004年4月15日旧作）

（按：法住喜耀生命10周年纪念文原稿，写于2004年4月15日）

　　「喜耀生命」课程已踏入第十年了！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许多现代人都陷入了一种无穷尽追求物质享受的困境，只有在夜深人静、斯人独处之时，心里不油然会生起一种虚无感，难道人生只是如此而已？「喜耀生命」的出现犹如沙漠中的一股清泉，为现代人洗涤心灵，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喜耀十年」是个振奋人心的日子。试想在现今这个功利社会里，举办这么一个非主流课程，而且是在毫无政府资助的环境下办了十年，谈何容易？但我们做到了，并且还从香港扩展到新加坡，「喜耀生命」的学员日益茁壮成长，这是何等令人欣喜的成果，这也显示了现代人正需要这种性情教育。

　　在此我愿意分享自己在「喜耀生命」的锻炼中成长的心路历程，为这性情教育作一见证。

　　我自己接受「喜耀生命」各阶段的锻炼已经有七年了，每个阶段都有得着。我在初阶看到自己的懦弱，在进阶看到自己的莽撞，在高阶体会到人可以有很强劲的爆发力，在进升班感受到人很容易会松懈下来，所以人要有坚定的心，才能克服惰性，坚持理想。至此，我的人生方向已立，我要成长的心已坚定，以此心坦然地投入少师班、少师精进班，少师团的锻炼，从中一点一滴地提升自己。

　　回顾这七年的学习与锻炼，我最重要的进步在于思维能力的提升。这思维能力不单是指思考分析的方法，还包括对人性有多层次的反省。因此，思维能力的提升，对我待人处事都有帮助。

　　现在我对事物的处理不再流于平面，而是开始懂得把事物的各个要点定位在不同的层次上，从中分出轻重缓急，进而作出相应的处理方案。至于待人方面，我通过反省而体会到人内心深处的真性情都是向善的，但往往受到自身的无明或外在的诱惑的影响而作出偏离原始动机的行为。有了这个反省后，再转过来以己度人，我就更能体谅和包容别人不合理的行为。

　　这个对人性的体会，我在参与当「喜耀生命」初阶的导师中时常得到印证。参加「喜耀生命」初阶的学员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学历、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然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一颗向善的真心，只是这颗真心被习气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罢了。当学员对我有无礼的话语时，我都能因体谅而不动怒，反而心中升起一股悲情，推动我去帮他把尘擦掉。当他的真性情终于破尘而出，感受到生命成长的喜悦时，我的心中仿佛有一股暖流经过，也能更深刻地体会性情教育的价值。

　　霍师（按：即霍韬晦教授）说：「人的成长须从思维能力的成长始」，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反省，不断的突破，我们才能充分体会到真正的自由是成长生命的自由，我们才能以坚定的心踏上生命成长的道路。

　　趁此「喜耀十年」志庆，写下对性情教育的赞颂，与君共勉之：

　　人性本善
　　真情可贵
　　有教无类
　　德育英才

人文与科学

（按：本文在本博客发表后，当天就投稿去《联合早报》，8月6日报馆来电要求删减，当晚就删改寄回报馆，题目换成“人文与科学的割裂与融合”，8月8日文章刊于《联合早报·天下事》版）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瑞得讲座（Rede Lecture）上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两种文化的割裂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相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彼此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可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君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Guardian）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得以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的发展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 1941-）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1]，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当代知名的科学家兼科学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书。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为了普及第三种文化的流传，布洛克曼还建立了一个“前沿基金会”（Edge Foundation），网罗许多科学知识分子在其网站（http://www.edge.org/）发表文章，讨论各种相关课题。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 1952-）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2]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如电脑、手机、PDA、MP3、DVD、游戏机、传真机、打印机等）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当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新时代的无知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也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君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陈冰君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1. 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
2. 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
3. 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的巨轮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贩卖才能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自己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不必妄想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有科学吗？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注重人文，而没有科学，根本谈不上科学和人文的融合。

　　其实在两汉时期，中国的农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四大学科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到了宋朝，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更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生物化学家兼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七大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就相当全面地介绍中国的科学技术，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

　　一直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发现新工具——科学实验和归纳法，再经过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21世纪的资讯革命，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中国在17世纪中叶改朝换代，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清廷在对外关系上长期闭关自守，对内则屡兴文字狱，科学发展也停滞不前。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西方的科学成就迅速地超越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才惊觉英国海军的船坚炮利，之后中国陆续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中俄战争等挫败，倍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屈辱，被迫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清末民初之际，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长期积弱之下的中国读书人，有感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纷纷提出科学救国方案，希冀能重振雄风，一雪前耻。

　　此后国共逐鹿中原，终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直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得以恢复。2003年，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成为继俄罗斯与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两年后成功发射“神舟六号”，再次肯定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实力。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是因为看到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点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那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知识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是从本质上看到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庄子眼光的深远，中国文化的智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人文普及教育的内涵

　　廿一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人的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人的性情与志气，让人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性情是人的真情、善性，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所以，人格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语言学：建立语言理解的能力，奠定阅读经典的基础。
2. 思维学：学习正确思考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3. 性情学：开启真情善性与美德，充实生命成长的动力。
4. 领袖学：长养涵盖乾坤的志气，拓展恢宏壮阔的视野。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所以，文化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文学：欣赏引人共鸣的作品，开启才情深情与性情。
2. 史学：熟悉历史人物与事件，提供鉴往知来的资源。
3. 哲学：探讨中西哲学的问题，扩展思维深度与广度。
4. 科学：学习演绎归纳与实验，理解事物原理与规律。
5. 神学：培养神圣的宗教情怀，确立人生的终极价值。

[1] 参阅布洛克曼，《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前沿基金会网页http://www.edge.org/documents/ThirdCulture/a-TC.Cover.html。
[2] 参阅凯利，《第三种文化》，科学周刊网页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279/5353/992。

劳动节献词的反思

（按：本文在本博客发表后，隔天投稿去《联合早报》，5月7日文章刊于《联合早报·交流》版）

　　5月1日《联合早报》报道了李显龙总理、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劳动节献词，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

　　工人党与国民团结党的献词都提到国人所面对的是各种收费的上涨，再加上政府放宽外来劳工的政策，中低收入层将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压力；而李总理的献词则强调全球化的趋势将带来更激烈的竞争与有增无减的压力。

　　劳动人民所面对的民生问题是铁一般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大趋势，但如何去对应这问题呢？

　　工人党提出政府需制定政策提高工人适应反复无常的世界经济的能力，国民团结党则批评工会没有传达工人的求助声音，两个反对党都寄望政府通过机制来对工人伸出援手。

　　李总理指出政府将继续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也鼓励国人应该不断提升自己和学习新技能。

　　反对党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援助工人来“兴民生”，而执政党除了制造就业机会来“兴民生”之外，还加上推行培训计划来“启民智”。“兴民生、启民智”，正是中国儒家的治国之道。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有一次去卫国，学生冉有问他治国之道，孔子就说出“先富之、后教之”的道理。“富之”就是“兴民生”，“教之”就是“启民智”。

　　接着要问：政府要启发的是人民的什么智慧呢？除了提高生产力与学习新技能以外，是否还有更根本、更重要的“教之”呢？

　　《荀子•大略篇》中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原来“富之”就是让人民有富裕的生活环境以便长养“真情”，而“教之”则让人民有充实的学习环境以便调理“善性”，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有真情、有善性”、甚至是“至情至性”的高素质人民，以共同建立一个“真情、善性、美德”的高素质社会。

　　人民的素质除了生产力与新技能以外，更根本、更重要的是人民的“真情、善性、美德”，这要通过提高人民的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广义而言，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而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

　　有句名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Give a man a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李总理所提出的重新设计工作为国人制造就业机会就是在“授人以鱼”，而推行培训计划来提高生产力及学习新技能就是在“授之以渔”。

　　我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授人以渔，不如授之以学与思”(Teach a man how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Teach a man how to learn and think, you prepare him for all the challenges in a lifetime.)，那就是推行人文教育普及计划为国人打好“善学善思”的基础。

　　还要再问：应该推行什么样的人文教育内容？

　　首先不能缺少的基本功是语文理解能力，这让人能够通过阅读、听讲来吸收知识与道理，然后通过实践来加深理解。

　　其次是思考方法，这让人的头脑更加清晰，在理解知识与道理之余，还能进一步分析、推论、反省所学，转化成为自己的心得。

　　基本的理解与思考能力俱全之后，就要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典著作，通过前人累积的丰富经验来深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文学经典能开启人的性情与才情，历史经典能提供人鉴往知来的资源，而哲学经典则能开展人的思维深度与广度。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教育普及计划是不会在短期内见到成果的。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几代人以后，人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到时候从中选出一批有能力、有才干、具备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班子，最后推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总理，又有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