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原文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文
孔子说：年轻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重长者，做事谨慎，说话信实，普遍关怀别人，亲近有仁德的人。认真实践以上所列的德行之余，还要学习文化修养。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释
谨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实也。
解释谨与信。谨，就是行事根据常规、常道，稳重可靠，不会摇摆不定；信，就是言语根据实情、事实，而且言出必行，行则有果。
以上是朱熹的解释，一般解释谨为严谨、谨慎，但也有解释为寡言少语，如杨伯峻《论语译注》、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如果行事谨慎，言语自然也会寡言少语，两者可相通。
泛，广也。众，谓众人。亲，近也。仁，谓仁者。
解释泛爱众与亲仁。泛爱众，就是广泛地爱众人。亲仁，就是亲近有仁德的人。
孔子虽说泛爱众，但他主张的爱是有亲疏之分，就是孟子所谓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是一种由亲至疏的差等之爱，与墨子所主张的那种“爱无差等”的兼爱是有区别的。
余力，犹言暇日。以，用也。文，谓诗书六艺之文。
暇：闲暇、空暇。诗：诗经。书：尚书。六艺：礼（礼仪，泛指典章制度）、乐（音乐，泛指艺术修养）、射（射箭，泛指武术修为）、御（驾御马车，泛指操纵交通工具之术）、书（书法，泛指文学修养）、数（数学，泛指数理科学）。
解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在实践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之余还有闲暇之日，就要利用时间学习与实践诗书六艺等文化修养工夫。
这里再次体现朱熹对修养工夫的重视，他是主张先在修行这方面下工夫，然后在还有闲暇之余学习文化修养。
程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
程子：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与兄程颢为世人合称二程，程颐为小程，北宋五子之一，程朱学派的开创者。著有《伊川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均收入《二程全书》。
引用程子的话，解释身为年轻人有实践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等职责，努力尽职后还有余力就要学习文化，不做好自己的职责而先学文化，那不是为成长自己而学习的。
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
尹氏：尹焞（1061-1132年），字彦明，一字德充，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少师事程颐，北宋靖康初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南宋绍兴期间，召为崇政殿说书，历任秘书少监、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兼侍讲。著有《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等。
引用尹氏的话，解释道德品行是本，文献技艺是末。穷究德行文艺的本末关系，知晓进行德行文艺的先后次序，可以真正进入道德世界了。
洪氏曰：“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
洪氏：洪兴祖（1090-1155年），字庆善，宋丹阳（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人。北宋政和期间出仕，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提点江东刑狱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卒。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楚辞补注》、《楚辞考异》等。
引用洪氏的话，指出没有余力实践德行却去学文化，则所学的会淹灭人的本性；实践德行后有余力却不学文化，则人的本性会占上风而使人粗野不羁。
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愚：朱熹自称。
朱熹针对洪氏所说的下半句提出自己的看法。朱熹认为努力实践德行而不学习文化，则没有资源用来考察圣贤之所以能成圣贤的法则，认识事物道理之所以成理的应当如此，因而所实践的德行或许只是出于自己私下思考所得的意思，这就不单只是洪氏所谓的迷失于粗野而已。
程树德《论语集释》注释
雷次宗云：“学生事师虽无服，有父兄之恩，故称弟子也。”云“与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者，幼与老对，此幼即弟子之类。孝弟，事父兄之名，是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于父兄”。是弟子为学者之称，又幼者之通称也。
雷次宗（386-448年），字仲伦，南北朝刘宋豫章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人。师从佛学大师慧远，东林十八贤之一，为一兼通儒佛的学者。撰《豫章记》一书，记载当时豫章郡风俗民情。
解释弟子有两个意思：一是学生，因为老师对学生有父兄的恩情，所以自称弟子；二是年幼者，是相对于年长者而言。
子罕篇：“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属出入者。孝经云：“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一则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则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
解释入与出。孝为百行之本，可转移为对君主的忠心，这是内在的本，所以称之为入；悌是对兄长的敬重、和顺，可推出到其他长者，这是外在的用，所以称之为出。
总结
这章句中的“仁”有以下的意思：
1. “仁”是有仁德、有修养、有内涵、有品格、有性情的人。
2. “仁”是年轻人得到性情开发后要学习成长的对象。
3. 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都是“仁”的表现。
Monday, July 30, 2007
Thursday, July 26, 2007
人文与科学
（按：本文在本博客发表后，当天就投稿去《联合早报》，8月6日报馆来电要求删减，当晚就删改寄回报馆，题目换成“人文与科学的割裂与融合”，8月8日文章刊于《联合早报·天下事》版）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瑞得讲座（Rede Lecture）上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两种文化的割裂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相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彼此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可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君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Guardian）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得以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的发展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 1941-）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1]，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当代知名的科学家兼科学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书。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为了普及第三种文化的流传，布洛克曼还建立了一个“前沿基金会”（Edge Foundation），网罗许多科学知识分子在其网站（http://www.edge.org/）发表文章，讨论各种相关课题。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 1952-）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2]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如电脑、手机、PDA、MP3、DVD、游戏机、传真机、打印机等）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当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新时代的无知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也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君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陈冰君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1. 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
2. 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
3. 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的巨轮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贩卖才能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自己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不必妄想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有科学吗？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注重人文，而没有科学，根本谈不上科学和人文的融合。
其实在两汉时期，中国的农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四大学科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到了宋朝，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更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生物化学家兼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七大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就相当全面地介绍中国的科学技术，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
一直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发现新工具——科学实验和归纳法，再经过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21世纪的资讯革命，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中国在17世纪中叶改朝换代，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清廷在对外关系上长期闭关自守，对内则屡兴文字狱，科学发展也停滞不前。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西方的科学成就迅速地超越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才惊觉英国海军的船坚炮利，之后中国陆续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中俄战争等挫败，倍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屈辱，被迫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清末民初之际，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长期积弱之下的中国读书人，有感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纷纷提出科学救国方案，希冀能重振雄风，一雪前耻。
此后国共逐鹿中原，终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直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得以恢复。2003年，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成为继俄罗斯与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两年后成功发射“神舟六号”，再次肯定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实力。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是因为看到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点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那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知识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是从本质上看到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庄子眼光的深远，中国文化的智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人文普及教育的内涵
廿一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人的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人的性情与志气，让人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性情是人的真情、善性，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所以，人格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语言学：建立语言理解的能力，奠定阅读经典的基础。
2. 思维学：学习正确思考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3. 性情学：开启真情善性与美德，充实生命成长的动力。
4. 领袖学：长养涵盖乾坤的志气，拓展恢宏壮阔的视野。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所以，文化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文学：欣赏引人共鸣的作品，开启才情深情与性情。
2. 史学：熟悉历史人物与事件，提供鉴往知来的资源。
3. 哲学：探讨中西哲学的问题，扩展思维深度与广度。
4. 科学：学习演绎归纳与实验，理解事物原理与规律。
5. 神学：培养神圣的宗教情怀，确立人生的终极价值。
[1] 参阅布洛克曼，《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前沿基金会网页http://www.edge.org/documents/ThirdCulture/a-TC.Cover.html。
[2] 参阅凯利，《第三种文化》，科学周刊网页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279/5353/992。
7月7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刊登陈冰君一篇文章《无知的新时代》，以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瑞得讲座（Rede Lecture）上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为引子，提出科学和人文的割裂是世界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
两种文化的割裂
由于斯诺本身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常常和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来往。在和这两个文化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发现他们之间互相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形成彼此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道鸿沟使到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根本不可能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而多数科学家又不善于撰写科普文章，因此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时期吸取基本的科学知识以外，就很少机会接触到科普作品，对科学知识的认识相当贫乏，甚至可说是无知。陈冰君文中提到斯诺与英国《卫报》（Guardian）所进行的试验，就显示新时代的无知，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针对这种割裂的现象，斯诺期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能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两种文化得以融合成为“第三种文化”。从发表演讲到现在接近50年了，斯诺所期望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实现，但却有新的转向。
第三种文化的发展
1995年，美国出版代理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 1941-）出版一本书《第三种文化》[1]，那是他花了三年时间采访23位当代知名的科学家兼科学作家后，编辑访谈内容而写成的书。布洛克曼虽然借用了斯诺第三种文化的名称，但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家不再等待人文知识分子的结盟，干脆自己创作科普作品，直接转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为了普及第三种文化的流传，布洛克曼还建立了一个“前沿基金会”（Edge Foundation），网罗许多科学知识分子在其网站（http://www.edge.org/）发表文章，讨论各种相关课题。
1998年，美国Wired杂志的执行编辑凯利（Kevin Kelly, 1952-）在《科学》周刊（Science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以《第三种文化》[2]为题的文章，他说：“科学与艺术产生真理与美感，而科技产生良机”（While science and art generate truth and beauty, technology generates opportunities）。在当今时代，科技的昌盛的确产生许多商机，商家们制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科技产品（如电脑、手机、PDA、MP3、DVD、游戏机、传真机、打印机等）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第三种文化发展下来，不当只是科学知识向公众传播，还是科技产品向公众推销而后被广泛应用。
布洛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文化，而凯利的则是科学知识技术化和产品化的文化。科普作品与科技产品成为第三种文化的核心资源。
新时代的无知
不管是斯诺的两种文化，或布洛克曼、凯利的第三种文化，他们的基调都是重视科学多于人文。斯诺与英国《卫报》的试验，都采用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来检测知识分子的无知。然而，科学知识固然重要，却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凯利文中也不讳言科技也能带来“新形式的破坏”。科学对人类是福是祸，关键在于应用科学知识与科技产品的人，而人的抉择，则取决于他的人文修养。
陈冰君文中所谓新时代的无知，则是更广义的指现代人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无知。文中还举例说明：“相对科学的无知来说，人文的无知所造成的破坏性似乎更大。”针对无知的新时代带来的弊病，陈冰君认为“解决之道依然是斯诺提出的药方——让科学和人文进一步融合。”
然而，斯诺提出的药方距今已接近50年，却还看不出科学和人文有融合的迹象，反而科学日盛，人文式微，科学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们不禁要问：科学和人文如何才能融合呢？
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是基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分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有以下几种特征：
1. 切割式：科学和人文被明确地分科，泾渭分明，互不侵犯。
2. 平面性：科学和人文分科后被摆在同一个平面对比，众说纷纭，各说其是。
3. 精细化：科学和人文本身进一步分科，学科越分越专门，内容越来越精细。
结果是，科学和人文知识犹如细胞分裂，其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扩展。于是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尽窥全豹，只好求助于各领域里的专家。专家们也不能停止脚步，必须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修，与时俱进，不然就会被时代的巨轮所淘汰。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与其思维模式也跟着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现代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旋涡中，脱不了身，终日忙忙碌碌，为生活打拼。工余之暇还要进修，美其名为自我增值，其实只是在增加自己贩卖才能的卖点，把自己变成工具，搞到自己精神紧张，情绪波动，使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倍感压力，到最后不知所为何事。英文的rat race一词，非常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在这种现象之下，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自顾不暇了，又何来余力进行对话与交流，更不必妄想互相理解与融合了。科学和人文这道鸿沟，竟然如此难以逾越。要想融合科学和人文，我认为还需要回到中国文化中寻求出路。
中国文化有科学吗？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注重人文，而没有科学，根本谈不上科学和人文的融合。
其实在两汉时期，中国的农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四大学科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到了宋朝，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更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生物化学家兼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七大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就相当全面地介绍中国的科学技术，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
一直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发现新工具——科学实验和归纳法，再经过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21世纪的资讯革命，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中国在17世纪中叶改朝换代，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清廷在对外关系上长期闭关自守，对内则屡兴文字狱，科学发展也停滞不前。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西方的科学成就迅速地超越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才惊觉英国海军的船坚炮利，之后中国陆续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中俄战争等挫败，倍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与屈辱，被迫签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清末民初之际，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长期积弱之下的中国读书人，有感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纷纷提出科学救国方案，希冀能重振雄风，一雪前耻。
此后国共逐鹿中原，终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直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得以恢复。2003年，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成为继俄罗斯与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两年后成功发射“神舟六号”，再次肯定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实力。
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文多过科学，是因为看到两者属于不同层次。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道是天道、哲理、智慧，器是器物、工具、知识。人文是属于道的层次，科学则属于器的层次，因此注重人文多过科学。
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点出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那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当时的知识量不像现在那么丰富，但庄子是从本质上看到知识的无穷性，已经预言现代知识爆炸所带来的危机，可见庄子眼光的深远，中国文化的智慧。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出自《易经·贲卦·彖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包含“人”与“文”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人格修养，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化学养。这两方面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而是综合互通的。人在学习各种文化内涵之外，还要在其生命中修行体会所学，如此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才能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此处的文化乃泛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如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经济、政治等，因此我们可视科学为人文的一环。对比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人文不再是和科学同处一平面的学科，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即人文涵摄科学。科学在人文教化的框架下加以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和产品更具有人文价值，如此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现了中国文化一种综合式、层次性、和谐化的整体思维观。
人文普及教育的内涵
廿一世纪的文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之长处，以中国式的整体思维观为架构，涵摄西方式的思维模式，以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为资源，去芜存菁，而成一世界大同的文化。要成其事，还得回到提倡人文普及教育，包括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的内涵。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先天性格取向与后天学习环境很有关系。人格教育着重的是提高人的学习与思维能力，开发人的性情与志气，让人自己决定要成就什么样的人格精神。学习包括读书、上课、听讲、实践，思维包括思考、分析、推论、反省，性情是人的真情、善性，志气是人的志向、气概。所以，人格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语言学：建立语言理解的能力，奠定阅读经典的基础。
2. 思维学：学习正确思考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3. 性情学：开启真情善性与美德，充实生命成长的动力。
4. 领袖学：长养涵盖乾坤的志气，拓展恢宏壮阔的视野。
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无法亲身体验人生的所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因此需要借助人类共同累积的文化遗产，来拓展自己的人生观。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莫过于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因为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必定有其流传于世的价值。所以，文化教育有以下的内涵：
1. 文学：欣赏引人共鸣的作品，开启才情深情与性情。
2. 史学：熟悉历史人物与事件，提供鉴往知来的资源。
3. 哲学：探讨中西哲学的问题，扩展思维深度与广度。
4. 科学：学习演绎归纳与实验，理解事物原理与规律。
5. 神学：培养神圣的宗教情怀，确立人生的终极价值。
[1] 参阅布洛克曼，《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前沿基金会网页http://www.edge.org/documents/ThirdCulture/a-TC.Cover.html。
[2] 参阅凯利，《第三种文化》，科学周刊网页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279/5353/992。
Monday, July 23, 2007
咏怀诗一首
近几个月来亲身体验到传言的厉害，一件事一句话在传话的过程中，可以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甚至于可以和实情相距甚远。有时我实在佩服人的“创造性”，能够在各种线索中串出一个“天衣无缝、自圆其说”的故事，难怪阮玲玉会因为人言可畏而自杀。同时，我也亲身体验到知己好友的信任与支持，再一次肯定我的信念：“人性本善、人性向善”。心中感动之余，作诗一首：
昭昭明月心，
浩浩凌云志。
人言虽可畏，
天理在人心。
昭昭明月心，
浩浩凌云志。
人言虽可畏，
天理在人心。
Friday, July 6, 2007
理想与现实
唐君毅《青年与学问》一书收录一篇文章〈告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同学书〉，是唐先生在1950年代中期有感于新亚书院（New Asia College）即将与美国雅理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合作，而向合作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所说的感言。
雅理协会是由一群耶鲁大学毕业生和教师在1901年成立的一个以传教、行医、办教育为目的的组织，该组织以中国为其办教育的焦点，并促进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雅理协会在湖南先后创办了湘雅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前身）、雅礼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雅礼中学，其中湘雅医学院更是树立了当时在中国中部与南方提供最先进的西方医学培训的声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许多文化界与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纷纷逃亡到香港寻求新发展。雅理协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与学院都因政治因素而停止运作，于是转向亚洲其他国家进行考察，以寻求新的合作项目。1953年雅理协会决定与新亚书院合作，次年新亚书院得以协款租一新校舍，直到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雅理协会还是继续与新亚书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唐君毅向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生述说感言时，正是确定与雅礼协会合作之际，唐先生的心情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得到雅礼协会的资助，新亚书院将有更大的校舍，更大的发展空间，将逐渐为世人所知。忧的是现实的顺境，将“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坠的”，反而现实的逆境，才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内上升的”。
唐君毅说：“人只在内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还不够，人必须在现实世界有一个开步走的立脚点，并逐步实现其理想”。然而，当“我们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现实上生根时，理想之自身即可暂不向上生发，而现实的泥土，亦即同时可窒息理想之种子的生机”。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根本矛盾与危机”。
是啊，人生在世，首先要有理想，不然浑浑噩噩过一生而不知此生所为何事，那可说是白活了。然而，若只是停留于空谈理想而不付诸行动，那可说是空想了。再上一层，既有理想，又有行动，则难免要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起挣扎。此时若因掌握不到分寸而在现实世界中遇到挫折，那就会很容易对理想世界生起疑惑，而在现实世界自暴自弃了。倘若能在现实世界中通过考验而有所成就，还要切记不可生起狂妄自大之心，不然就会很容易忘记当初的理想，走入魔道了。
这让我想起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历尽艰辛，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那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啊！
谁知道后来毛泽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居然在1966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场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乘机发动群众对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批斗与迫害，全国上下的交通、工业、军队、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处在一片混乱中，这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其中影响最深远莫过于使到中国文化出现一大断层。
毛泽东之所以会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他对党内与国内的政治局势作了不符合实际和过于严重的错误估计，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他看成是敌对分子，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所以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排除异己，巩固政权。我想毛泽东对政治局势的严重误判，与他因被人民当神来崇拜而生的自以为是心态不无关系。
唐君毅向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生述说感言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由此可见唐先生对理想与现实的洞见是何等深刻。唐先生的人生洞见，提醒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实现理想的当儿，还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心，不让自己的心沉沦，有所得时不骄傲，有所失时不丧气，在现实世界中接受磨练，增长自己的能力与智慧。
唐君毅的感言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人生所遭遇的命运，其价值要由自己去赋予”。不管我们的人生所面临的是顺境或逆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坚定理想，在主观精神的层次上超越现实，在客观环境的层次上接受现实，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学习，以清明透彻的头脑独立思考，成就一自我主宰的人格价值。
谨以唐君毅此言与同道共勉之。
雅理协会是由一群耶鲁大学毕业生和教师在1901年成立的一个以传教、行医、办教育为目的的组织，该组织以中国为其办教育的焦点，并促进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雅理协会在湖南先后创办了湘雅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前身）、雅礼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雅礼中学，其中湘雅医学院更是树立了当时在中国中部与南方提供最先进的西方医学培训的声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许多文化界与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纷纷逃亡到香港寻求新发展。雅理协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与学院都因政治因素而停止运作，于是转向亚洲其他国家进行考察，以寻求新的合作项目。1953年雅理协会决定与新亚书院合作，次年新亚书院得以协款租一新校舍，直到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雅理协会还是继续与新亚书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唐君毅向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生述说感言时，正是确定与雅礼协会合作之际，唐先生的心情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得到雅礼协会的资助，新亚书院将有更大的校舍，更大的发展空间，将逐渐为世人所知。忧的是现实的顺境，将“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坠的”，反而现实的逆境，才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内上升的”。
唐君毅说：“人只在内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还不够，人必须在现实世界有一个开步走的立脚点，并逐步实现其理想”。然而，当“我们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现实上生根时，理想之自身即可暂不向上生发，而现实的泥土，亦即同时可窒息理想之种子的生机”。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根本矛盾与危机”。
是啊，人生在世，首先要有理想，不然浑浑噩噩过一生而不知此生所为何事，那可说是白活了。然而，若只是停留于空谈理想而不付诸行动，那可说是空想了。再上一层，既有理想，又有行动，则难免要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起挣扎。此时若因掌握不到分寸而在现实世界中遇到挫折，那就会很容易对理想世界生起疑惑，而在现实世界自暴自弃了。倘若能在现实世界中通过考验而有所成就，还要切记不可生起狂妄自大之心，不然就会很容易忘记当初的理想，走入魔道了。
这让我想起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历尽艰辛，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那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啊！
谁知道后来毛泽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居然在1966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场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乘机发动群众对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批斗与迫害，全国上下的交通、工业、军队、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处在一片混乱中，这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其中影响最深远莫过于使到中国文化出现一大断层。
毛泽东之所以会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他对党内与国内的政治局势作了不符合实际和过于严重的错误估计，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他看成是敌对分子，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所以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排除异己，巩固政权。我想毛泽东对政治局势的严重误判，与他因被人民当神来崇拜而生的自以为是心态不无关系。
唐君毅向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生述说感言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事，由此可见唐先生对理想与现实的洞见是何等深刻。唐先生的人生洞见，提醒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实现理想的当儿，还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心，不让自己的心沉沦，有所得时不骄傲，有所失时不丧气，在现实世界中接受磨练，增长自己的能力与智慧。
唐君毅的感言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人生所遭遇的命运，其价值要由自己去赋予”。不管我们的人生所面临的是顺境或逆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坚定理想，在主观精神的层次上超越现实，在客观环境的层次上接受现实，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学习，以清明透彻的头脑独立思考，成就一自我主宰的人格价值。
谨以唐君毅此言与同道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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