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新加坡模式》

　　我刚读完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书《新加坡模式》，作者是长江商学院刘劲教授，和深之度企业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段磊。他们研究新加坡和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新加坡成功的核心驱动因素，剔除那些无法复制的成分，保留那些可以复制的成分，借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治理提供有用的借鉴经验。

第1章　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独特的发展模式

•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岛内体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取得经济腾飞离不开其“要塞”式的地理位置优势。
• 海上交通方面，马六甲海峡是欧、非、亚、大洋四洲的海上交通枢纽，新加坡独占马六甲海峡南端出口，建立港口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继而发展海事专业商事服务、物流、石油化工、制造和金融服务的各种产业。
• 这些产业的成功依托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
  精心打造的“新加坡模式”，包括其在全球化时代的自我定位（利用外资、跨国企业总部经济）、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理性设计、高效的政府和严格的法治、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服务等。

第2章　新加坡的全球化定位

• 作为一个小小岛国，新加坡虽然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但通过制定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实施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成功地打造成一个国际贸易、金融、商业和创新中心。
• 新加坡的全球化定位使其成为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和人才流入，为新加坡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全方位的支持，使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
• 发展总部经济需要建立两个方面的竞争优势，一是在企业层面的吸引力：法治环境、政府施政效率、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等营商环境、企业税费等经济成本。二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收入水平、生活环境（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城市建设等）。

第3章　“税收洼地”模式是其全球化定位的重要构成

• 在打造新加坡全球化竞争优势和独特地位的过程中，“税收洼地”策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高端人才的实际收入也和税收政策高度相关。
• “税收洼地”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对跨国企业形成极大的吸引力，令这些企业将新加坡作为亚太总部或全球总部的首选地之一。

第4章　超级理性主义

• 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李光耀的卓越贡献和其通过制度、文化施加的持续影响，他在新加坡施政的成就和他的远见卓识在全世界都受到了高度认可与推崇。
• 李光耀秉持万事基于现实的理念，拒绝教条，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用最理性、最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他这种非常理性、现实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超级理性主义。
• 李光耀超级理性务实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
• 新加坡的廉洁、高效、严谨、以小博大、以东方传统无缝对接西方体系，都是这种超级理性主义的表现。

第5章　超级理性主义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

• 打造高效廉洁的政府：
• 严格遴选：
  新加坡公务员的选拔制度即严格且开放，是一个高度竞争和专业化的过程，强调公正、透明、以及基于能力和素质，旨在确保吸纳最优秀的人才被选入政府部门工作。
• 高薪揽才：
  新加坡政府研究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制度，尽可能让官员的薪金接近市场标准。新加坡的策略有两点：第一，官员收入完全透明、显性，没有任何隐形的福利和补贴；第二，用等同或略低于市场的薪酬来吸引优秀人才到政府。这项策略能防止贪污，并补偿从政者离开私人企业所做出的牺牲。
• 铁腕护廉洁：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格周密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对于贪污渎职者来说是严刑峻法。反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办公室，负责调查一切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贪污案件，并被赋予特别侦查、无证侦查、强行搜查、无证逮捕等权力。
• 政治治理中的权力结构设计：
• 权力结构：
  沿袭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框架，即国会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由大选产生，全体选民以一人一票和相对多数制选出国会议员；在大选中赢得国会半数以上议席者为执政党，由执政党的当选党魁担任总理，由总理从国会议员中委任部长等要职；国会主要有3项功能和权力，即立法、监督政府、监督财政预算。但新加坡的制度设计者对这个框架做了一些本土化调整，包括设置全民选举总统作为名义国家元首、独特的集选区制度等。
• 选举制度：
  新加坡国会实行一院制，国会议员分为民选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民选议员从全国各选区中由公民选举产生；非选区议员从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未当选获选人中任命；官委议员由总统根据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的推荐任命。
• 人民行动党本身：
  精英且务实的政党，其强大在于广纳社会精英的人才选拨机制，以及其独特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人民行动党不讲主义，其使命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让进步的好处广泛惠及所有人，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思想，与李光耀的超级理性主义一脉相承。
• 司法制度的效率与监督的平衡：
• 立法：
  国会是新加坡的立法机关，法律制定的过程公开透明。在提出和审议法案的过程中，相关部委对提出的法案进行说明，议员可以对此开展讨论，各部门在辩论时，普通民众可以旁听，媒体也有全程实时报道。国会在立法时，一般会针对某个特定提案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委员会在研究提案的过程中，会让公众或相关团体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反馈，然后整合意见对法案提出建议或做出修改。这样层层讨论与公众监督的方式保证了立法的严谨与透明。
• 执法：
  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新加坡国内法的效力要优于国际协议，任何国际协议要在新加坡发生效力，必须通过新加坡立法机关以国内法形式采纳。法官以判决的形式否定政府外交缔约行为的效力，展现出一定程度上司法独立于行政的法治精神。
• 法官任职：
  新加坡法官的任命及其职位和薪酬保障在《宪法》里有明文规定，体现对行政的独立监督。
• 法律体系：
  新加坡法律制定的范围非常全面广泛，从政府权力、司法责任到民族宗教，从商业来往、交通规则到旅店管理，一直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新加坡还坚持严刑峻法，如绞刑、鞭刑等，意在通过法律达到威慑与教化，改变人的陋习，建立文明有序的社会。
• 媒体与舆论监督：
•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力”，对社会运行与权力制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 新加坡的主流新闻媒体集团，如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集团，其核心战略为“政府控制、公众所有、集团经营”；但同时也有独立媒体，如 Mothership.sg 和 The Online Citizen 网站，它们不受政府控制，它们的报道和言论几乎自由，也常见对本国政治的异议与贬评。
• 至于国际媒体的公开批评，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但对于恶意中伤，政府会采取法律诉讼，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

第6章　超级理性主义在国有企业中的应用

•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历史阶段，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有企业有产生的必要性。
• 全球国企的通病，在于政府对国企经营的干预导致运营的效率低下。新加坡选择在微观上通过市场化解决国企的效率问题，让国企除股权结构之外，其他方面看起来和私企没有两样。
• 新加坡提升国企效率的办法：
• 政企分离：
  新加坡政府采取了政企分离原则，厘清政府和国企之间的边界，为其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化发展的环境。淡马锡是一家由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的独立运作的国有投资公司，政府不指导不干预淡马锡的投资和商业决策，但要求淡马锡董事会对公司的整体业绩负责。董事会需定期评估淡马锡的投资回报和风险管理，确保公司在追求长期价值增长的同时，能够维持稳健的财务状况。
• 董事会的独立性：
  淡马锡和淡联公司的董事会都具有独立性高、专业性强、董事背景多元化的特点，从而令管理者经营决策的独立性、董事会战略指引的水准和监管的能力都非常出色。淡马锡和淡联公司的治理有两个核心主张：第一，董事会人才背景力求高水平和多元化，以提高董事会决策的能力和质量；第二，董事会对立于管理层，以实现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
• 管资本不管运营：
  淡马锡的经营和投资策略具有高度市场化的特点，秉持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策略，基于经济趋势和产业兴衰判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投资机会，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同时，淡马锡还关注公司治理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问题，以确保投资目标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新加坡国企体系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吸引和激励，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化薪酬至关重要。这种薪酬策略有助于提高新加坡国企的竞争力、创新能力和业务表现。
• 竞争中性原则：
  淡马锡以商业原则经营，自由选择本地或外国合作者，而且必须和其他公司一样，通过竞争投标才能获得政府项目。新加坡秉持竞争中性原则背后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新加坡核心商业模式的保护（通过低税率、优秀的营商环境等因素吸引跨国企业的总部经济）。
•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新加坡的国企效率是建立在超高效率的政府体系之上的，而新加坡是官员体系全球只此一家，本身就类似一个公司化的高管体系，有最优秀是高官和最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第7章　超级理性主义在城市交通中的应用

• 新加坡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三件法宝：
• 合理的城市规划：
  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很大程度归结于城市工作人口早晚高峰的跨区域通勤。新加坡均衡的城市规划分散了密集的人口，有效地减少了出行的总量。
• 大力发展并补贴公共交通：
  新加坡通过对公共交通系统的大力建设与补贴，使得大部分居民有方便、快捷且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保障了基本民生。
• 完全市场化是方式控制私家车的拥有和使用：
  新加坡把私人交通定位为奢侈品，并使用市场化的方式调控。在购买环节，政府只控制拥车证的总量，价格则完全交给市场，让资源最优匹配。在使用环节，高昂的汽油费和ERP系统有效控制了私家车的使用，最大限度地保持车辆畅行。

第8章　超级理性主义在教育中的应用

• 人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很美好，但不现实，也没必要，理想状态是人人都能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而不是平均主义。
• 新加坡教育产出效率高的4个原因：
• 吸引人才的移民政策比教育更重要：
  把新加坡建成一个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有巨大吸引力的国家，实际上是新加坡人才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 因材施教，用分流来提高教育效率：
  新加坡学生要经过四次分流，第一次分流在小学四年级末，后来改成科目分班制度；第二次分流发生于小学六年级结束时，所有学生在毕业前都要参加小学离校考试；第三次分流在完成初中教育后，学生参加新加坡剑桥O水准考试；第四次分流发生在高中毕业时，学生参加新加坡剑桥A水准考试。
• 基于全球化定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政策：
  这是李光耀为寻求经济发展和平衡民族矛盾所做的决定，新加坡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国家，英语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理想选择。更重要的是，选择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具备优势，大家起点一致，更为公平，在情感上也更加中立。各族群将自身母语作为第二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掌握母语可以帮助其寻找文化归属感，建立文化自信。
• 基础教育是刚需，由政府提供；高端教育是奢侈品，由市场提供：
  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政府需要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以便其能够就业，因而基础教育是民生、是刚需，需要政府更多介入。相对来说，高等教育在内容上更为艰深，由政府统一设置课程不切实际，必须借助市场力量、采用自治模式。

第9章　超级理性主义在医疗体系中的应用

• 新加坡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坚持4个原则：
• 个人责任是控费的核心因素：
  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在每个会员的公积金设置保健储蓄（MediSave）账户，用于支付会员自己及其直系亲属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推出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计划，以帮助患者支付住院所需的大笔医疗账单，以及重大疾病昂贵疗程的费用，保费由保健储蓄账户支付。
• 用分级医疗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新加坡医疗体系分为3个层次，即初级医疗服务（Primary）、急症医院服务（Acute）和中长期护理服务（Intermediate and Long Term Care, ILTC），通过分层分级，可对医疗服务和医疗需求进行精准匹配，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通过分层次的医疗机构、井然有序的分级诊疗以及完善的医疗信息系统，新加坡避免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缩短了患者预约等待时间。
• 政府设立宏观机制，微观层面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
  新加坡医疗机构按出资人的不同划分为3种类型，即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医疗机构（Public），由私人资助的私立医疗机构（Private），以及由社会福利团体资助的公益性医疗机构（Not For Profit）。新加坡政府鼓励公立与私立医疗机构展开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从而激励公立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为了促进医院之间公平竞争，新加坡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确保医疗价格与医治效果透明化，解决医院和患者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用价格区分需求，既保证广大的普通收入人群看得起病，又让少数高收入人群的医疗体验得到满足。
• 通过收入和市场划分，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医疗补贴：
  对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来说，医疗费用往往会大大炒菜他们的支付能力。为了满足社会底层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新加坡政府在医疗体系的各个层面引入了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在医疗保险上，政府给予中低收入家庭保费补贴和援助，还有成立了保健基金（MediFund），用于协助支付最贫困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在医疗服务上，政府对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以及参加社保援助计划（Community Health Assist Scheme, CHAS）的私人诊所进行补贴，患者只需支付补贴后的费用。

第10章　超级理性主义在养老和储蓄中的应用

• 养老和储蓄之所以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是因为它牵扯到人性的薄弱点：由于人的短视，人们往往只顾现在的享乐或生活压力，而忘记了要为越来越近的老年生活储蓄足够的资产；而看到没有足够储蓄老人的贫穷生活，出于同情心和政治压力，社会又往往走上福利社会状态，即通过对年轻人征税了补贴老人，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实际上是无法长远持续下去的。
• 新加坡是一个推崇个人养老的国家，政府只对社会底层进行必要的经济援助。新加坡的养老系统主要由中央公积金构筑而成，这是一个包含住房需求、医疗需求和退休后生活开支需求在内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
• 新加坡养老金体系，中央公积金是中流砥柱，有以下一些特色：
• 个人是第一责任人：
  根据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法》，所有新加坡公民和具有永久居住权的雇员，每月必须按比例缴纳公积金，存入普通账户（Ordinary Account, OA）、特别账户（Special Account, SA）或退休账户（Retirement Account, RA），以及保健储蓄账户（MediSave Account, MA）。中央公积金局设计了不同计划来帮助低收入老年群体提高自己的退休收入，包括鼓励亲人填补自己退休账户的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CPF LIFE），以及退休账户配对填补计划（Matched Retirement Savings Scheme, MRSS）。如果退休老人拥有组屋，中央公积金局为此设计了3种计划帮助退休老人提高退休收入，第一种是乐龄安居花红（Silver Housing Bonus），第二种是屋契回购计划（Lease Buyback Scheme, LBS），第三种是将组屋整间出租或只出租空余房间。
• 公积金账户由政府管理：
  为了严格管理及防止账户透支，中央公积金局设定了3种最低存款要求，分别是基本退休存款（Basic Retirement Sum, BRS）、全额退休存款（Full Retirement Sum, FRS）、超额退休存款（Enhanced Retirement Sum, ERS），让会员年满55岁时，可以从SA和OA中提取超过FRS的余额，或通过房屋抵押方式提取超过BRS的余额。在会员65至70岁时，根据退休账户中的存款金额大小，购买2种由政府背书的年金产品之一，即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或退休存款计划（Retirement Sum Scheme, RSS），按月领取养老金入息。
• 新加坡政府对底层的求助：
  新加坡政府为贫困人群提供各种救助计划，如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就业技能计划（Workfare Skills Support, WSS）、乐龄补贴计划（Silver Support Scheme）、社区援助计划等，这些计划遵循以个人自力更生为前提的原则，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低收入者。
• 新加坡养老金体系，还有一个退休辅助计划（Supplementary Retirement Scheme, SRS），这是一个自愿性质的退休出现计划，加入SRS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SRS户头的资金可以用于政府批准的投资项目。

第11章　如何做到“居者有其屋”

• 新加坡的住房分成两大类：组屋和私人住宅。
• 组屋是公共住房的定位，由建屋发展局负责规划、建设和管理，是新加坡住房的主体。
• 建屋发展局制订了不同的组屋计划，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未婚夫妻计划、单身公民计划、非居民配偶计划、老人计划和孤儿计划等。
• 对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体现在丰富的户型上，新加坡普通组屋根据房间个数分为五类，分别为1~5居室。其中3~5居室组屋是供应的主要类型，能够满足大部分中等收入人群的需求，而1~2居室组屋则主要满足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的需求，大部分以出租形式供应。
• 新加坡组屋价格是由政府根据购房者的收入和偿还贷款比率（Mortgage Servicing Ratio, MSR）制定的，而不是将成本和盈利作为衡量标志，因此组屋价格相对低廉，与此同时，组屋质量并未下降，而是为新加坡居民提供了相对高质量的住房。新加坡组屋人均住房面积大，以镇的形式划分，地理位置优越，而且选在经济发展基础好、交通发达、配套设施完善的地方。每个组屋镇都设有一个镇中心作为主要的商业和活动中心，提供购物中心、大型超市、餐馆、体育场、图书馆和社区俱乐部等娱乐和社会设施。镇内交通基础设施四通八达，包括自行车和行人网络，每个街区都设有巴士站或捷运、轻轨站，方便居民出行。
• 新加坡租屋按订单建造（Build-to-Order, BTO），做到按需供给。
• 为了确保新加坡有限的住房资源得到最优利用，新加坡组屋市场对申请者的身份、年龄、家庭收入等情况设置了诸多约束条件，如优先供给新加坡公民、优先供给结婚家庭、优先供给中低收入人群、只供给没有私人物业的人群、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处组屋房产。
• 此外，新加坡政府为长者设定了特殊计划：对于年满55岁的长者，提供2居室短期灵活公寓的住房方案；对于年满65岁的长者，提供社区关爱公寓的住房方案。
• 通过土地国有化控制土地成本，控制新建组屋销售价格杜绝炒作，规定新组屋有99年产权，产权到期后土地重新被国家回收，组屋所有权则返还给建屋发展局。
• 通过公积金制度、低息贷款及各类补贴，共同降低购房门槛。
• 为了确保组屋区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并缩小新组屋社区和老组屋社区的差距，提升国民的资产价值，新加坡政府为组屋提供了一系列的维护和翻新计划，其中包括改善组屋的质量设计、组屋翻新计划、电梯升级计划、邻里更新计划、住房更新计划等，旨在通过修缮和升级来提升整个社区的品质，并且政府通过补贴政策承担大部分费用。
• 至于私人住房市场，是作为公共组屋的补充，原则上民生的归民生，市场的归市场。
• 新加坡的私人住房市场，主要由非有地住宅和有地住宅构成，其中，非有地住宅单位包括共管公寓（Condo）和普通公寓（Apartment），有地住宅（Landed House）主要是各类型的别墅与洋房等。
• 新加坡政府将组屋市场与私人住房市场完全隔开，一方面保证组屋市场对新加坡居民的普惠性，防止外籍人士影响组屋市场；另一方面将私人地产市场化，用高质量和更个性化的私人住房满足外籍人士和高净值人士的居住或投资需求。
• 新加坡政府的宗旨是鼓励持有1套房产来自住，其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法则是从买卖双方入手，尽可能地抑制房地产投机。新加坡有关房产的税收体系，包括印花税（交易环节）和财产税（保有环节）。

第12章　新加坡经验的借鉴意义

• 新加坡的惊人成就，离不开李光耀和他主导、基于超级理性主义的“新加坡模式”。
• 超级理性主义，就是“科学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新加坡版本的超级理性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运用的根本性和普遍性，成为新加坡治理体系的绝对主流。
• 新加坡超级理性主义的诀窍是不教条，不被任何一种固定思维牵着鼻子走，回归事物的本质，一事一议，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中限制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追求社会福祉的最大化。其结果是廉洁的政府、富裕的社会、高质量的国有企业和高效的交通、教育、医疗、社保体系。
• 在坚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新加坡毫无保留地拥抱全球化、现代化，其政治、司法体系模仿英国，英语和母语同时被选作官方语言，在经济中起到“挑大梁”的主导作用的，是跨国公司，而不是本土企业。
• 博采众长，有容乃大，把传统的和现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各种优点都为我所采纳与运用，它的底层思维就是超级理性主义，而且能够做到知行合一。
• 新加坡有强大的政府，但其官员的薪酬和激励是完全和市场接轨的；新加坡的国企在经济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其治理结构、人员招聘、激励机制也都是市场化的，和私企没有本质是不同；新加坡政府在交通、医疗、教育、住房中都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政府在操作的过程中也尽量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并且在满足民生、刚需的情况下，把其中的高端服务划分出来，完全市场化。
• 新加坡在政府和官员体系中的市场化设计，使得其政府体系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并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再加上严厉的反腐机制和透明、健全的司法体系，使新加坡的政府不仅高效而且廉洁。高效来自激励机制，廉洁来自高压反腐。
• 虽然市场是第一性，但新加坡并不迷信市场，政府在市场失灵时会果断出手。
• 第一种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基于经济教科书中所说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即当某种产品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有巨大差距时，政府必须介入，用监管的手段控制社会成本。新加坡政府在国防、教育、交通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
• 第二种市场失灵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这些国家都需要利用二战后全球化的机遇，向西方学习科技和管理，嵌入全球产业链，通过学习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但明显的短板是基础差、底子薄、基础建设严重不足。新加坡通过建立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在基础建设中市场失灵的问题。
• 第三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实际在全球范围内非常普遍，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问题，穷的很穷，几乎没法过日子，而社会的幸运儿可以过上物质极其丰富的生活。新加坡政府在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把基础的服务看作民生、刚需，有政府补贴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来提供，而只把其中高端的部分拿出来市场化；在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政府负责了80%居民的廉价住房，二只有20%的住宅是商业化的。新加坡这样极高人口密度的大城市，凭着冷静的判断、超常的定力，在助推市场经济的同时，真正做到社会共同富裕。
• 第四种市场失灵的情况来自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假说，即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可以完全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人们做到完全理性实际上非常困难，社会中的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既无法获得有效信息，也没有能力完全理解所获信息。新加坡在实践中充分考虑了公民理性的局限性，利用强制机制治理国民，比如对公民的强制社保储蓄，以及由政府代替民众对社保储蓄的投资做判断。其底层逻辑是很多老百姓没有为晚年进行储蓄的先见之明，而且即使进行了储蓄，也没有投资的能力。
• 新加坡跳出教条思维框架后，对经济分析中限制条件的冷静观察，使它能够更好地实现市场和政府的辩证统一，在该用市场的时候用市场，该用政府的时候用政府。这种判断能力和新加坡的精英治国的理念有紧密的关系。不是一流人才的官员，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认知能力；而没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又不可能吸引一流的人才进入官员体系。
• 然而，在向新加坡学习时，要意识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有着本质的不同，超级理性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取得正果。
• 中国和新加坡最大的区别是在国家规模上，中国14亿人，新加坡才500多万人。新加坡能成为全球排名前列的富有国家，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全球化定位，以及“税收洼地”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这些策略通常只适用于小型国家，大型和巨型国家有它独特的发展逻辑。
• 作为一个巨型国家，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离不开创新，而新加坡的创新主要靠给其GDP贡献40%的跨国公司。中国太大，我们的创新虽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但主力军必须是本土的企业、大学和社会机构。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是创新的最重要保障。
• 在国有企业的治理上，新加坡有其独到之处。国有企业的效率取决于是否同时满足两个先决条件：找到合适的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管理者给出合理的激励。新加坡的国企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提高效率的前提条件，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政府的国家。新加坡因为有一个高效的政府，所以就能建立一个高效的国企群体。
• 然而，政府的职责是复杂多元的，发展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并非全部，所以是否能走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这条路，要看各国政治格局的具体情况而定。
• 如果政府不能做到像新加坡一样高效，那么可以通过混改让国企间接获得民企市场化机制的好处。即使没有混改，我们也要意识到政府实际上在所有企业中都已经通过税收，正在分享企业经营带来的现金流和利润，是以类似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形式存在的。
• 概言之，新加坡模式的精髓是其完完全全的超级理性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最美好的时代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