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仁道（二）

《论语●学而》原文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虚颜假色，这种人是很少有真心诚意的！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释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巧、令：皆作动词用。饰：装饰，装扮。欲：欲望。肆：放肆，放纵。

　　解释巧言令色，就是从表面上看言语美好，面色和善，但其实是外表的装饰，用意是在于取悦他人，让人对自己有好印象，则人的欲望就不受控制，而把人本来内心的仁德掩盖了。

　　这里要留意的是巧言令色是人的外在表现。朱熹的注释是针对那些表面好言善色而内心毫无仁德的人而言，一个真正内心真诚的人是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美好的言语与和善的面色的。

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

　　圣人：指孔子。辞：词语，用语。迫切：逼迫，指把话说尽，不留余地，给予极大压力。专：特别。绝无：绝对没有，此处指仁而言。学者：学习论语的人，广义而言，指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有要求的人。深：深刻。戒：警戒。

　　朱熹认为孔子说话不会咄咄逼人，把话说尽，而是非常体谅人，保留空间于人，所以只说巧言令色的人是很少内心有仁德的，但其实孔子的原意是说巧言令色的人是绝对不会内心有仁德的，所以朱熹特别提醒学习此章句的人要深深以巧言令色为警戒。朱熹此处所谓的“仁”，是指人的修养的表现。

　　要留意朱熹是非常重视修养工夫的，在这里他是把道德警戒心的要求提到最高的标准，我们不要把他所说的“绝无”理解成一个事实判断，倒不如看成是一个应然判断，就是说学习生命成长的人，应该自然的对巧言令色保持高度的警戒心，才不会在实践仁德的修养道路上出差错。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

　　程子：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与兄程颢为世人合称二程，程颐为小程，北宋五子之一，程朱学派的开创者。著有《伊川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均收入《二程全书》。

　　引用程子的话点出一个人如果知道巧言令色不是仁，那其实他心中是知道什么是仁的，这一点向善之心就已经是“仁”了。程子此处所谓的“仁”，是指人生命中最深的本性。

总结

　　这章句中的“仁”有以下的意思：

1. 相对于《论语●学而》1.2有子从正面说“仁”而言，这章句是从反面说“仁”。
2. 虚伪的巧言令色不是“仁”。
3. 为人而做的巧言令色不是“仁”。
4. “仁”是人的修养的表现。
5. “仁”是人的生命中最深的本性。

《论语》中的仁道（一）

《论语•学而》原文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

有子说：做人孝顺父母，敬重兄长，而喜欢冒犯上司的，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司，而喜欢造反作乱的，那是更不会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上，根本建立起来，人生的大道就由此而生起。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就是实践仁德的起点啊！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释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介绍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字子有，鲁国人，小孔子33岁。

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

　　善：善于。事：侍奉，服事。长：同辈中的年长者。弟：悌。

　　解释孝与悌。关键字是“事”，指孝与悌不是抽象的理论或概念，而是进一步把内在的德性通过恰当的行为呈现出来。用“事”字而不用“行”字是在于“事”有对向性、目的性、具体性、细腻性，是把心思放在对方身上，而“行”只是去做、去动，是把心思放在自己的行为、行动上。

　　所以孝就是善于用心侍奉父母，关注他们的生活细节与内心感情，通过相应的行为与行动对待他们。同样的，悌就是善于用心服事兄长，尊敬他们，乐意为他们服务。

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

　　干：干涉，干扰。犯：冒犯。在上：身份比自己高的。

　　解释犯上，就是干涉与冒犯身份比自己高的人。

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

　　悖：违背。逆：逆反。争：争执。斗：打斗。

　　解释作乱，就是做一些违背、逆反、争执、打斗的事。

此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

　　和：温和，和谐，不对立。顺：通顺，不冲突。好：屡屡。

　　首先要留意“和”与“顺”的不同，“和”是自己内心和谐，纯属个人的修养；而“顺”则要与人通顺，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其次要留意“少好犯上”，而不是“不好犯上”，也就是说和顺之人很少犯上，但在必要时也会犯上的。比如，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皆因夏桀、商纣是暴君，所以商汤、周武才会犯上征伐。

　　最后，“少好犯上”的人就肯定“不好作乱”了。

务，专力也。本，犹根也。

　　专：专心；力：致力；犹：如，好像；根：根本，根据。

　　解释君子务本，就是君子专心一致地把力量用在根本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立而道生”（道：道路，引申为方向、目标、理想），就是先看到最重要的地方（本立为先），然后在这最重要的地方下工夫，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而后道生）。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爱之理：能爱人的道理、根据、义理、本源；心之德：心的德性、本质、性质。

　　解释仁与爱、仁与心的关系。仁表现出来的，就是爱，就是无私的付出，就是孝悌。但这并不表示仁等于爱，有时仁会表现出“不爱”。比如，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有时会变成姑息，虽爱但不仁。所以要留意仁与爱的关系，是仁为本，爱为道，如此爱才会恰到好处，才有分寸。仁与心的关系，则是仁为心的性质，这性质可称之为德性。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朱熹说“仁为本，爱（孝弟）为道”，但原文却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似乎是说“孝弟为本，仁为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以下朱熹进一步厘清这个“矛盾”。

为仁，犹曰行仁。

　　解释“为仁”应连读，意思是实践“仁”。如此解释，朱熹其实是说“孝弟为本，为仁为道”，与“仁为本，爱（孝弟）为道”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仁”是人最核心的本质，而“为仁”是人通过实践把“仁”展现出来，两者是在不同层次而言的。

　　两者串联起来，就是“仁是孝悌之本”，而“孝悌是为仁之本”。

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

　　解释“与”是语助词，带有“不确定”的意思，朱熹认为是有子谦虚，不以肯定的语气说出道理。

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

　　解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当根本建立起来，则其道路自然生起。

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教人应该专心用力在孝悌这个根本，则实践“仁”的道路就从这根本生起。

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

　　程子：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与兄程颢为世人合称二程，程颐为小程，北宋五子之一，程朱学派的开创者。著有《伊川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均收入《二程全书》。

　　引用程子的话进一步解释孝悌是一种顺从、顺服的德性，所以不会常常冒犯在上位的人，更何况是做出逆反道理、扰乱常规的事。

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

　　解释德性有一根本，当根本建立起来，则其道路就能扩充壮大了。

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

　　解释孝悌是首先实行于父母兄长这层家庭关系上，然后我们进一步把这内心的仁爱推广到与其他人的关系，甚至是与万事万物的关系，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

故为仁以孝弟为本。

　　所以实践“仁”是从孝悌开始的。要留意这句话是从生命成长的实践论而言，在这里“本”是起点的意思。

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

　　从本性来说，则“仁”是孝悌的内在根据。要留意这句话是从哲学分析的本体论而言，在这里“本”是本质的意思。

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孝悌是实践“仁”的起点，那么是否可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孝与悌来达到仁呢？

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

　　不是的。当我们说实践“仁”从孝悌开始，那是说孝悌是“仁”的其中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可以说孝悌是实践“仁”的起点，但不可以说孝悌是“仁”的本质。

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

　　盖：因为。性：本性。用：作用。曷尝：何尝。

　　分析“仁”是在本性的层次，而“孝弟”是在作用的层次。程子引用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四端心（《孟子●公孙丑上》）是人的本性，而孝悌是基于人的本性而对父母兄长发挥出来的行为表现，也就是说“孝弟”是“仁”的作用。

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然：然而。

　　然而，“仁”主要是表现于“爱”，而“爱”最大的表现是在爱亲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弟为仁之本”。

总结

　　以这章句的内容而言，“仁”有以下的意思：

1. 从生命成长而言，“仁”是生命成长的起点、方向、目的、理想。
2. 从哲学分析而言，“仁”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根据。
3. 从实际表现而言，“仁”的主要表现是“爱”。

内心有主 生命有向

（按：法住银禧纪念文原稿，经过编辑修改后，刊于《法住银禧》）

　　法住成立25年，而我跟着霍师（按：即霍韬晦教授）学习也有10年了。 

　　我虽不才，但自觉在霍师的教导下获益匪浅，切身感受到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性情，开始略懂层次思维，视野不知不觉地开阔了，对平生所学开始生起融通之感，最重要是我的内心有主，生命有向。  

内心有主 

　　我的内心有主可从两个范畴而言：一是宗教范畴，一是哲学范畴。 

　　从宗教范畴而言，我内心的主是耶稣基督。 

　　其实我原本对基督教是非常排斥的。由于我理性能力比较强，求学时期擅长数理学科，爱屋及乌，我因此喜欢阅读数学家、科学家的传记，对他们即佩服又尊敬，把他们当成英雄人物。当我读到中古时期一些科学家为维护科学真理而受到教会的迫害时，总是义愤填膺，恨不得时光倒流，让我回去把心目中的英雄救出来，当时我对基督教产生很大的反感。 

　　接着我在社会上工作和出国留学，结识多一些朋友、同事、同学，其中不乏基督徒，对他们的反感才渐渐消减。特别是在我出国留学时，常常和一班新加坡同学到其中一对夫妇的宿舍里共进晚餐，听他们分享圣经的体会，让我这身处异乡的游子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对他们和蔼可亲的人品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认识了信基督教的妻子，也跟着去教会听牧师传道，但也只停留于听，而未能进入心里。 

　　直到我在喜耀跟着霍师学习，我的心打开了，我的性情开发了。我曾经听到霍师在课堂上讲耶稣之死，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前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似乎有一丝承受不了折磨的意味，但我却因其不完美而更敬重耶稣，毕竟他完成了为世人赎罪的使命。后来我观看了梅尔·吉布森执导的电影《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从画面上看到耶稣受审到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所承受的那种难以想象的折磨，我更是热泪盈眶，心中异常感动。 

　　去年我和妻子经朋友介绍去“新造教会”，我的心境有所不同，我更能够体会牧师的传道，特别是他通过《圣经·旧约》的希伯来原文和《圣经·新约》的希腊原文来解读经文，更是契合霍师所说的“如实观方法论”中的“如语言之实”。我在享用圣餐（即以饼代表圣体、以酒代表宝血的重要礼仪）时，都常常深受感动，因为这礼仪提醒我耶稣为救赎世人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抵消人类始祖亚当所犯的错误。 

　　从哲学范畴而言，我内心的主是上帝。 

　　我跟着霍师主要是学习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根本在于人内心深处的“仁”（霍师称之为“真实性情”）。在《论语》中“仁”出现超过100处，而且孔子对不同学生问“仁”时所给的答案不尽相同，这可说是“仁”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所以不能单从文字的描述去分析与理解“仁”，而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去感受与体会“仁”（霍师称之为“体会方法论”），我本身对“仁”就有切身感受与体会。 

　　除了探讨“什么是仁？”（属“本体论”范畴）之外，我还问“为何有仁？”（属“宇宙论”范畴）。孔子本身是不谈这问题的，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所以我尝试从其他思想学说中找启示。 

　　我对佛家思想认识甚浅，只知道佛家的理论基石是“缘起”，即指一切事物和现象皆由“因缘”合散而生灭（“因”即事物产生的原因，“缘”即事物产生的条件），然而此“因缘生灭”如何生出众人皆有的“真实性情”（佛家语“如来藏”、 “清净心”、“真如”、“佛性”），却是“不可说，不可说”。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老子》第25章），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人是万物之一，所以人是“道”所生的，而“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也就是说，人的“真实性情”是效法“自然”而生成的，所以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 

　　基督教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章），这个解释即简单又直接，人有“真实性情”就因为上帝有“真实性情”。上帝有义，所以当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主命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上帝就必须惩罚他，从此人类得受生、老、病、死之苦（《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章）；同时上帝有爱，所以上帝为人悖逆的恶果安排了拯救计划，“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 

　　当然还可以再问：上帝又是如何生成的？要知道上帝是超越的人格神，是哲学所谓的“第一因”，我们是无法继续追问下去了。要见证上帝与耶稣，还要回到“体会方法论”，从自己的生命中去感受、去体会。  

生命有向 

　　说了内心有主之后，接着说我的生命有向。 

　　春秋鲁国大夫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就是所谓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是建立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格，立功是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立言则是留下一些启迪人心的学问，这三不朽为我们设定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很有启发性。 

　　从本质而言，立德是根本，为我们定下一个高远的志向，所谓“志于道”（《论语·述而》）。只有建立于立德的基础上，我们成就的事业与留下的学问，才有其道德意义、精神意义，立功、立言才可称不朽。 

　　从次序而言，立德是基础，所以需要先立志做什么人，才知道想做什么事、想留下什么学问，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学习、思考、实践、反省的内容，然后去实现立功、立言。 

　　从自由而言，立德是绝对自由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自作主宰，做一个有品德与修养的人，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立功是有客观局限的，除了自己本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因素配合才能有成就。而立言是即有自由、又有局限，我们在学习、思考、实践、反省而后把心得融入言语中，这是可以自作主宰的，但要留下文字以传后世就有赖于客观条件的配合了。 

　　从关系而言，立德是品德与修养的建立，纯属个人的空间，所谓“独善其身”，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谓“慎独”。而立功、立言则牵涉到我与他人的关系，希望所成就的事业与留下的学问能惠及他人，所谓“兼善天下”。 

　　从工夫而言，立德是《大学》八条目的前五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立功是后三条：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立言则是从这八条目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心得。 

　　从孔子的生平可以看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个阶段：孔子初期是孜孜不倦的学习与实践，这是立德的阶段；后来孔子周游列国14年，到处寻找明君给他机会实现治国的理想，这是立功的阶段；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六经，这是立言的阶段。虽然孔子在立功方面可说是失败者，但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给后世留下一个永垂不朽的模范，成为万众景仰的“至圣先师”。 

　　我有自知之明，不敢痴心妄想能够做到三不朽，但也不想浑浑噩噩过一生，所以我还是希望能“立点小德”、“立下薄功”、“立些微言”。 

　　在喜耀10年的学习中，我反省到自己对一些不合理的事件，总会有义愤填膺的感受，而当肇事者受到应得的惩罚时，又会生起大快人心的感受。我找到了“唯一之自己”（唐君毅语，《人生之体验》），那就是一个“义”字，这是我想立的“小德”（非此德小，乃是我能达者小）。  

　　“治国”、“平天下”非我能及，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会在“齐家”这方面下工夫，与妻子互敬互爱，细心培养孩子成人成才，寄望他们将来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是我想立的“薄功”（非此功薄，乃是我能达者薄）。 

　　当今时代是一个“内外隔绝、上下不通”（霍师语，《新时代·新动向》）的时代，它需要一些呼声来唤醒追名逐利的迷途羔羊，我愿意通过文笔来传达人文普及的讯息，这是我想立的“微言”（非此言微，乃是我能达者微）。  

法住事业  

　　25年的努力，法住事业已经发展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霍师的推动下，《唐君毅著作选》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实现了唐先生的遗愿。 

　　日前于丹教授在大陆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这正是一个大好契机把法住的文化教育事业向大陆进一步推进。“于丹热”会在大陆掀起，正显示出大陆人民与传统文化脱节多年，已经形成一个价值虚无的社会，当大家重新发现国学的价值与魅力时，大势所趋，就如江河决堤，沛然莫之能御。 

　　除了国学本身的价值与魅力外，“于丹热”的掀起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其实于丹教授的专长是传播学的，她上《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就是应用了传播学的“3I”原则：首先是Information，代表信息量充足；第二是Interesting，代表趣味点活跃；第三点是Impact，即要有足够的影响力。[1]这些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应用的。 

　　法住的宗旨就是保守、继承、传扬、开展一切对人类有价值的文化。25年来努力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要把这理想事业推上另一个高峰，还要继续在管理与开发上精益求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此我祝愿法住事业蒸蒸日上，在历史上树立一个“三不朽”的典范！ 

 [1] 参阅于丹，〈让传统文化滋养我们的思想成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网页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14368 。

人生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范宣子与叔孙豹讨论不朽的问题。范宣子说：他的家族从尧舜时期一直到春秋时期世代受封，可称得上不朽；但叔孙豹回答：这只能说是世禄，还不能算是不朽。叔孙豹接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所谓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是建立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格，立功是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立言则是留下一些启迪人心的学问，这三不朽为我们设定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很有启发性。

　　从本质而言，立德是根本，为我们定下一个高远的志向，所谓“志于道”（《论语•述而》）。只有建立于立德的基础上，我们成就的事业与留下的学问，才有其道德意义、精神意义，立功、立言才可称不朽。

　　从次序而言，立德是基础，所以需要先立志做什么人，才知道想做什么事、想留下什么学问，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学习、思考、实践、反省的内容，然后去实现立功、立言。

　　从自由而言，立德是绝对自由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自作主宰，做一个有品德与修养的人，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立功是有客观局限的，除了自己本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因素配合才能有成就。而立言是即有自由、又有局限，我们在学习、思考、实践、反省而后把心得融入言语中，这是可以自作主宰的，但要留下文字以传后世就有赖于客观条件的配合了。

　　从关系而言，立德是品德与修养的建立，纯属个人的空间，所谓“独善其身”，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谓“慎独”。而立功、立言则牵涉到我与他人的关系，希望所成就的事业与留下的学问能惠及他人，所谓“兼善天下”。

　　从工夫而言，立德是《大学》八条目的前五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立功是后三条：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立言则是从这八条目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心得。

　　从孔子的生平可以看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个阶段：孔子初期是孜孜不倦的学习与实践，这是立德的阶段；后来孔子周游列国14年，到处寻找明君给他机会实现治国的理想，这是立功的阶段；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六经，这是立言的阶段。虽然孔子在立功方面可说是失败者，但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给后世留下一个永垂不朽的模范，成为万众景仰的“至圣先师”。

曹操用人之道

　　今天早上听《958城市频道》张劲东的“水煮三国”节目，讲到曹操用人之道可以用八句话来概括，觉得很有意思。我知道节目的材料来自《易中天品三国》，于是上网搜索，找到这八句话：

　　一、真心实意，以情感人；
　　二、推心置腹，以诚待人；
　　三、开诚布公，以理服人；
　　四、言行一致，以信取人；
　　五、令行禁止，以法制人；
　　六、设身处地，以宽容人；
　　七、扬人责己，以功归人；
　　八、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易中天还说：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他的将士们跟着他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因此有“以功归人，以奖励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也都是有缺点的，因此有“以法治人，以宽容人”。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情达理的，因此有“以理服人，以信取人”。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时候感情的维系比利益的维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诚待人，以情感人”。

　　对这八句话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二句立基于性情，第三、四句立基于理智，第五、六句应用了惩罚，第七、八句应用了奖赏。要留意的是前四句与后四句有层次的不同：性情与理智是内在的本质，而惩罚与奖赏是外在的方法；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前者是儒家，后者是法家。

　　曹操用人之道可说是“情理具备、内外兼施、恩威并重、赏罚分明”，也可说是“以儒为体、以法为用”。